要说辛亥革命的意义，中学生都能回答得上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把这意义当遗产，似乎也可以。是的，自打共和问世，到现在为止，中国依旧是共和国。帝制虽然经过两次复辟，但前后加起来不足100天的寿命。有外国学者给辛亥之后的中国历史断代，北洋时期为第一共和国，国民党时期为第二共和国，现今为第三共和国，或者是说Republic of Warlord，Republic of Party，Republic of Peoples。但是，人们都知道，民主共和的内涵，并没有完全实现。辛亥革命不久，有人感慨：“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推翻帝制，当然可喜可贺，两千多年帝制，一朝倾覆。对于现在的人们而言，帝制就意味着专制，专制统治的覆灭，当然值得庆祝。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恐怕只有少数知识界和社会的上流人士，才会认为共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即使在这些人中间，也有更喜欢君主立宪的人，对保存帝制的框架，情有独钟。革命后，民众，尤其是农民，并没有翻身解放的欢愉，反而徒增强制剪辫的担忧和纷扰。“皇帝没了，就没有王法”的逻辑，在底层社会广泛流行。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汉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尽管经过先进人士的跶伐，但依旧是三纲五常或者忠孝仁义。这样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们行为的规则。而这道德体系中，君主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一旦这个要素没了，整个的伦理道德体系就开始摇晃，让很多人不舒服。
辛亥之后，中国长期以来都难以在民主的体制内，建立一种秩序。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国家系统内的效忠问题，困扰着每个统治者。以下犯上，公开反叛，成为流行病。只要官做得大了，就可能被下属推翻。一省督军如果不兼任下面的一个师长，就做不长久。而师长不兼任下面的旅长，旅长不兼任团长，也都是同样命运。连袁世凯这样的强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内阁成员迟到，因为晚上通宵聚赌，袁世凯都不能加以制裁。文官尚且如此，外面重兵在握的武夫，就更无奈了。整个民国时期，民间的骚乱，土匪、帮会、会道门的活动，都比清代更加活跃。即使国民党时期，也只是在抗战结束后，才做到对各地军阀的暂短时间的统一。
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而且没有间断的帝制传统的国度，现代转型，不少人曾想尝试英国道路——虽然清朝的新政改革，给这样的道路点亮了希望，但其成功与否，相当关键的因素是统治者不犯重大的错误。或者说，犯了错误可以及时改正。特别地，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还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在民智渐开的情况下，合法性不足，统治者更是需要谨慎。
然而，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状况，1908年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盲目而蛮横地收揽权力，把兵权、财权、行政权人事权统统收揽在自己手里，还力图把本属于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归中央，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样的收权，到了皇族内阁的成立，臻于极致。先是得罪了北洋系，而后则得罪了最有实力的立宪派士绅和绅商，把各省的咨议局，差不多都推到了自己的反面。
革命党人原本就一直在寻机造反起义或者暗杀，由于主流社会不支持，所以一直没有成功的机会。孙中山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搞过十次大的起义，其实没有一次有可能胜利。而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以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及时加入了进来。在上海，无锡，常州，宁波等地，光复的主力都是商团。
革命引进了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制度——美国体制。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做好准备，实践这个制度。就像当年英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但却没有人能做这个皇帝，多数中国人，其实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而操纵这个选择的革命党人，其实也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热衷于推翻异族统治。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满人的统治，只要把满人赶走，就一切都会好起来。极少数明了西方制度的人，却又满怀制度的迷信。觉得只要把最先进的制度的招牌，挂在国都的城门上，中国就会像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似的，马上就会变个模样。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之后，整个知识界都盲目乐观，此前新政时期的启蒙，办白话报，俗话报，演文明戏的现象，基本销声匿迹，启蒙中断，因为大功告成。于是，制度的水土不服病症，就愈演愈烈。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场不期而遇的跃进式变革，但变革后的水土不服，却引发国人对变革的某种异样的焦虑。明明是革命带来的问题，却不得不用更激烈的革命来化解，由此革命层层递进，越来越激烈。辛亥革命之后，有五四的思想革命，然后是国民革命，红色革命。及至新中国成立，依然需要搞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革命没完没了，但是，现代转型却始终都没有完成。
由于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观的影响，历史上对革命的反思，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进行，革命带来的共和遗产，迟迟难以兑现，并给国人带来福祉。
辛亥革命的遗产，的确非常丰富，但也非常复杂，好坏杂陈，正负糅合，对于一个一直没有好好反思历史的民族来说，这样的遗产，实在是过于沉重了。
四代领导人评说辛亥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毛泽东
(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江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胡锦涛
(《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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