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算起，迄今，不知已经有过多少场大大小小的“改革大讨论”了。渐渐的，有些人急火攻心，不愿再讨论“改革”，直接商量起“革命”来了。也有不少人，把对于现状的任何不满，都当成对于改革前时代的怀念，所以动不动就高呼“捍卫改革开放!”、“捍卫市场经济!”之类口号，自己吓唬自己，然后又自己给自己壮胆。
当然，虽然为数甚少、影响甚微，恨不得“一夜回到改革前”(如同改革之初恼恨“一夜回到解放前”一样)的人，一直都是有的。2007年起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他们欢呼“资本主义完蛋啦!”。最近美国发生的以“占领华尔街”为口号的街头运动，更被他们称为“伟大的华尔街革命”，认定“这一次将是人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大决战”。这种梦呓一样的声音，徒增笑耳，不值一辩。同样很有喜感的是，我们另有一些同胞，对于在华尔街闹事的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暴民”无缘无故地刻骨仇恨，某著名经济学者甚至呼吁美国政府“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流放到朝鲜去!”。认为这些人纯属无理取闹，99%应该感谢1%的，可能只有中国经济学家。
拿朝鲜做比“忆苦思甜”，进行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教育，是一味用了近30年的老药，如今渐渐不灵了，因为药不对症。在美国，那些反对华尔街大亨的人未必有哪个就喜欢朝鲜“主体思想”。在中国，呼吁缩小贫富差距的人也并没多少真想回到平均主义、“共同贫穷”的年代。袁隆平、姚明发财，从来就没人“仇富”。美国大资本家乔布斯死了，中文互联网上一片悲声。这时候谁敢说老乔一个“不”字，则全网共唾之，即使你是罗永浩也不行。当年在“郎顾之争”中站在顾雏军对立面的人，大量的也只是反对内部人操纵把国有资产贱卖，而并不反对公平公正的改制。
把“改革”意识形态化，然后进行“捍卫”或“批判”，这种大讨论不搞也罢。
抛开“从××主义到××主义”的恢宏叙事，还是让我们回到改革的源头，从真实的、“原生态”的改革史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勇气。
所谓改革，实质上就是调整利益格局。若更深入一步，还要调整利益分配机制，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政改”了——民主，无非是一种公认比较好的利益分配机制。
这样看的话，改革就不能再简单地说是“从经济改革开始”或者“从农村改革开始”，而应该说是“从社会改革开始”才对。
改革的最初起点，实际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它不仅仅是废止了文革中的“推荐”制度，而且也实际废止了文革前的“考生政审”，从而把除户籍之外血统传承的所有影响统统消除，只留下一个标准：分数。
高考改革给那些原本没有机会的人释放了机会，让原本没有希望的人看到了希望，让板结的阶层结构大幅度松动，从而为社会注入了强大活力。在各种打着“深化改革”旗号的“后门”政策推出之前，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学招生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市长、县长的儿女如果学习不好，也只能就业当工人，虽然可能是当地最好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人。大批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并逐渐成长为社会栋梁。当今中国的政界、商界、文化界、科技界等等所有行业、领域的精英骨干，主体正是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人。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如果没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如此剧烈的、永久性的利益再分配，当初竟然没有通过中央政治局开会，更没有通过中央全会。邓大人一句话，就搞成了。民众一片欢呼，就不可逆转了。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这场高考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之伟大而深远，长期以来被严重地低估了。甚至，主流舆论长期只渲染、批判它的某些消极方面，在“捍卫改革”时也从不曾见有人跳出来说要“捍卫高考改革”。
继恢复高考之后，还有一系列深刻改变社会格局的重大举措，其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评价，包括：平反几十年来累积的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地富摘帽，老工商业者身份甄别——“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等等。阶级斗争格局下“政治成分”决定人的命运的历史，悄然结束。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执政党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扩展为全体国民。除了少数刑事犯罪分子之外，不再有任何特定的“敌人”。这样的变革，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这其中，涉及面最广、影响人数最多，而又从不曾获得高度评价的，是“地富摘帽”。这项改革最初的启动，源于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份不著名文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次年，获得“摘帽”、从此后“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的原地主、富农，全国共达440多万人。同时，根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文件精神，至少有2000万人结束了30年来备受歧视的生活，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而如果按照当年政审“查三代”的惯例，因出身问题而失去任何上升、发展机会的民众，当有近亿之数!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当做“阶级异己分子”的“富裕中农”及其子女，受无辜波及的百姓，总数就更吓人了。
当年这项举措能毫无阻滞地推行下去，文件落实几乎就在一夕之间。实在也是因为“阶级敌人”越斗越多，其牵涉面已经太大太广，越大越广，以至于社会无法支撑了。长期把上亿的社会成员作为“阶级敌人”对待，固然在利益分配时减少了平等的竞争对手，但你自己也睡不安宁不是?$nextpage$
另外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格局调整，是“知青回城”。这项导致大半城市家庭骨肉分离、同时也让农村付出巨大代价的恶政终止，还不仅仅是“情为民所系”这么简单。成千上万的下乡知青骤然返城之后，体制内不能一下子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所以，以前长期被视作洪水猛兽的个体私营经济，就毫无争议地被当做了救急的香饽饽。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怪异的画面：同一时间，在农村，农民还被禁止养牛，限制养羊，人民日报发一篇反对单干的“读者来信”就弄得风声鹤唳，而城里边，却在热情洋溢地宣传“干个体光荣”!一位国营企业的姑娘嫁给了一位个体户小伙子，党团组织会出面披红戴花、操办婚礼，报纸上会大篇幅报道并以社论鼓励!
实际上，从此起始，主流媒体就没敢再宣传过“公有制越纯越高级”、“国营比集体好，大集体比二集体好”。虽然后来还有人鼓吹过“公比私好”，那是吃饱了撑的。当年知青就业危机无解、动不动就要上街示威的时候，上上下下，一点反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杂音都没有。
真费了大劲的，是农村改革。它遭遇了基层干部普遍的、坚决的反对。按说，当年的基层干部队伍，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民出身，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和小队两级干部，更本身就是农民，农业怎么才能增收，温饱怎样才能解决，他们谁都门儿清，本不该反对分田单干。但是，在旧体制下，他们掌管了所有集体财物的分配，成了“人上人”，所谓“得罪了会计吃秤砣，得罪了队长干重活”。他们实际上长年只监工不干活，出力最少却分得最多。所以，包产到户他们坚决不干!在后来的30年改革历程中，这样的“顶牛”状态曾反复重现——总是收权的文件落实得快，而放权的文件难落实。从当年的生产资料价格管控，到如今民营资本遭遇“玻璃门”，莫过如此。
虽然受到基层干部软磨硬抗，但农民要吃饱饭的欲望不可阻挡，党内高层的开明领导人又表态“尊重群众的自主权”，这才拖拖拉拉用了大约三四年时间，把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由此，留下一笔正向遗产和一个反向的后遗症：在上世纪的最后20年里，农民把党中央当做“青天大老爷”，而把乡村干部当成坏蛋。当年反对过大包干，成为基层干部群体的一条“原罪”，怎么也赎不完。
作为农村改革的象征，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社员写血书”的经典场面，后来造成了很大的误导，让人们以为当初是基层干部冒着坐牢的风险带领群众搞改革。其实，像小岗这样包括干部在内全村人都靠讨饭为生，因而官民同心找出路的情况，并不具有典型性。
当然，小岗村在另一方面极具典型价值：只干不说。近两年，朱清时院士筹办南科大不顺，曾对媒体以“中国教育改革的小岗村”自比。其实，他取譬完全不当。因为，当年小岗村社员写血书，那是黑灯瞎火、偷偷摸摸，哪会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一大二公”的体制叫板?
即使这场发生在农村、农业领域的改革，也不能单纯视之为“经济改革”。它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彻底改变了县级以下的政权性质。它打破了农民对于政府的依附关系，从而恢复了农民自主、自立、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其意义，岂止是“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这样简单?
以上这些成功的改革举措，包括此后推出的若干成功的改革举措，满足了民众过安宁生活的要求(不再“七斗八斗”了，不但百姓高兴，政治运动中饱尝折腾的各级干部其实也高兴)，保障了民众若干最起码的权利，发展的机会大致平等地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让人人都能看到希望，让社会迸发出了无穷活力。在30多年之后回顾，这些大手笔仍让人神往!
这些改革成功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其顺民心、合民意，摆脱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束缚，让社会底层也能够有平等获益的机会。
从改革之初的实际情况看，张维迎教授那句著名的“雷人语录”——“改革受损最大的利益群体是干部”——当时当地，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错儿。曾经的“官员下海潮”，就隐喻着：在民间，有更多的机会。
而反过来看，迄今，诸多改革举措的失败，归根结底，无不源于其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侵犯了公平正义，窒息了社会活力。不要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下去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是恰当的借口。干错了的事要认账。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搞“教育市场化”，我们搞过。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搞“医疗市场化”(除美国很不成功的半市场化之外)，我们也搞过。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会允许企业聘用的职业经理人自己作价把企业资产卖给自己，只有我们一个时期内把“MBO”(管理层收购)当成了企业改制的主导模式。能不碰壁，能不民怨沸腾?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视为理所应当，甚至把反对这个口号的人都当成有待启蒙的“民粹”和“脑残”。当新一代领导核心终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提出“更加注重公平”新口号的时候，有人将其视之为“向民粹低头”、“改革停滞倒退”。在不少人的话语中，“公平”甚至长期被当做一个贬义词——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学界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观。
我并不认为民众天然地比别的社会阶层高明或高尚。事实上，我对于民众普遍的道德素质从不敢给予稍高的估价。中国老百姓对“无官不贪”、“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的贪污传统和裙带文化的容忍、不在乎甚至主动追求，使我对于民主法治的短期前景也并不十分乐观。只要看看台湾，陈水扁贪污罪证确认之后，仍然有多少普通群众继续坚定不移地上街挺他，而丝毫不以为耻，就够了。只要看看我们的各级法院工作报告，每年有多少法官因贪贿入监，就够了。在很多地方，一个官员如果真的“两袖清风”，不为亲友捞任何好处，“在外边白混了”，家乡的父老甚至都会瞧不起他!但是，这并不是权势阶层把百姓当做“屁民”的理由。
当“赢者通吃”、阶层板结，民众所有的上升通道都被堵塞，所有的发展机会都被垄断的时候，这个社会不仅将失去活力，而且也将失去安全——所有各阶层人们的安全。
为什么非要走这样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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