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并不奇怪。因为乔布斯是偏执狂，乔布斯造就了今天的苹果。而中国什么时候出现了乔布斯式的偏执狂，才有可能诞生中国式苹果。这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恰恰是问题的核心。要培育中国式乔布斯，就必须给需要走乔布斯成长道路的创造家提供宽松的发展土壤和环境，即使是一个偏执狂也要让他走下去，否则，在中国要培育出苹果这样的全球顶尖企业将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丘林《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并不奇怪》
两党制与一党制是否民主，或者哪种制度更制造贪污，是一个可严肃争辩的问题，但应该是建立在严格的论证逻辑或者更多经验资料，而不是随便举两个例子来反驳。民主当然不等于两党制，但真实的两党制起码有权力制衡与监督，不会让掌有政治权力者独大。尤其在腐败问题上，这种制衡有利于抑制贪污;起码在政治竞争的过程中，政客们会彼此揭疮疤。
——张铁志《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与李敖大师商榷》
(雅虎有意出售的传闻不断，阿里巴巴也首次表达收购意向。10月7日，阿里巴巴发言人JohnSpelich表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日前首度在公开场合明确表达对雅虎收购的意向。)
网业界有足够的话语权。其后的支付宝风波虽然也有些内忧外患之虞，不过，马云的态度被政府认可，识时务为俊杰在后互联网时代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云在中国获得了强大的后盾支持才有足够的胆量到世界各地尝试新的梦想，不过马云的个人信誉在国际上已经大打折扣，此次收购雅虎也会因此遭受国际舆论的阻碍。
——吴秋风《收购雅虎能否让马云再次过关?》
(随着流动性的不断收紧，房企资金链更是日益紧张。在成交低、存货增、资金少三重压力下，新华社发文称房价“拐点”近在眼前，四季度可能大跌。)
销量的大幅回落和库存的持续增加，必然导致房企资金链趋紧，回笼资金压力倍增。但是，资金问题并不是决定房价的唯一因素，暂时的资金短缺对一些小型房企可能会有影响，但对大型房企而言或许毫发无损。而且，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本是竞争对手的大小房企，说白了也是“一条船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房企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他们完全可能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共度难关，解决暂时存在的资金问题。
——矛盾江湖《四季度房价可能深度大跌，我反正不相信》
(近日，美国华裔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美国国会对当年的“排华法案”道歉，该议案获得全票通过，推动法案通过的华人领袖表示这为美国华埠带来了迟到的公正。)
这个世界已经进化到了比较讲道理的程度。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二战之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成长，经过很多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和平与多元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在这个背景之下，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原本所犯下的错误。美国的民权运动不但争取少数族裔的权利，而且还促使美国政府对曾经受到过歧视与区别对待的少数族裔进行事后补偿，比如说招生要有适当比例的少数族裔人士等，以至于现在很多白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反向歧视。
——五岳散人《如何面对美国的道歉》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就乔布斯逝世发微博称，“‘苹果’董事会应该马上作一决定：大量生产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一部iPhone手机和iPad，让更多(人)用上‘苹果’，这是对乔布斯最好的纪念。”结果引来更多的调侃，网友纷纷留言请潘石屹推出1000元/m2的房子，)
还有一个不为人察觉的常识是：假如不维护创新的市场垄断利润，非创新企业有可能随时遭遇覆没的命运。如果iPhone4降价到2000元，那么1500元甚至1000元以上的其他类型手机将全军覆没;如果降到1000元，除了极少数廉价至一二百元的，几乎所有的手机都将全军覆没。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并且多数人无法承受。
——童大焕《假如苹果降价》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月7日上午9点，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公布，利比里亚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以及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塔瓦库•卡曼三人，共同获得该奖。)
从三位女性的和平主张和行动来看，虽然没有什么更多的惊人之举，但她们采取非暴力形式，坚持为维护妇女的安全和权益而进行斗争，并全身心投入和平建设工作，还是值得称道的。因此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三位女性，有一定的道理。当下的国际社会很不安宁，西方势力总是耀武扬威，乱插手别国内政，动不动就施以武力，打个乱七八糟，和平成为它们玩弄的字眼，被欺压、受暴虐的人民难以逃出魔掌。
——薛宝生《诺贝尔和平奖何以授予三位女性?》
谢赫特曼的价值，就在于他遵从了自己心灵中最真实的感受，坚信自己的专业水准。在世人皆不认可的情况下，坚守了自己的主见。如果当初，在包括两届诺奖得主在内的权威们的质疑和嘲笑声中，他放弃了自己的主见，那么，他也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人类，也会错失一个对世界认识水平升级的机会。
——曾颖《如果谢赫特曼服从了权威》
(据报道，在湖北广水市，2000到2009年间，先后有28辆公车被离任官员带走。2009年市人大常委联名进行追讨。然而两年过去，仅追回8辆公车，其余的仍被离任官员占用，也没有一个人被追责。)
但说到底，还是源于这样一种权力监督困境：一方面，带走公车的外调官员，往往是些手握地方大权的主政者。何况，有的官员离开后被提拔到更高职务，成为现任官员的顶头上司。而在一个官员任命由上级领导说了算的体制中，离任官员升迁，意味着其不仅手中握有丰厚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能决定原单位官员的仕途命运。
——苗蛮子《离任官员顺手牵车谁能奈何》
事实上，提高公务员的品德修养、社会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好“招考关”的最好形式，就是确保招考的公平公正，不给权势交易任何空间，提高招录过程的透明度。这同样适合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如果权力的运行被置于阳光之下，权力受到约束，公务员是不敢懈怠的，反之，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环境中，就是品德再好的人进入，也可能很快就变质。
——熊丙奇《警惕德行考察滋生公务员招考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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