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刊上一期的“深度”栏目，回顾了百年前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让人感慨颇多。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遥想当年清王朝的末路，民主革命的兴起，总让人唏嘘不已。记得孙中山在进行革命演讲时，总是提到一个概念叫“开民智”，就是要唤醒封建统治下民众的反抗意识，向生活在皇权统治下的人民灌输“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百年之后的今天，对比与一百年前，可以说民智已开，但远未健全。当代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都已经逐渐觉醒，但看看最近的瘦肉精事件、扶不扶老人的无谓争论、让人痛心疾首的三鹿奶粉事件，等等都说明，中国人的公民道德观、公民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还远远不足。国民强则中国强，国民智则中国智，中国的强盛离不开国人健全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一百年过去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北京读者 郑海峰
在贵刊深度文章《辛亥革命的遗产》中有提到这样的事：“革命后，民众，尤其是农民，并没有翻身解放的欢愉，反而徒增强制剪辫的担忧和纷扰。”“皇帝没了，就没有王法”的逻辑，在底层社会广泛流行。”、“连袁世凯这样的强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内阁成员迟到，因为晚上通宵聚赌，袁世凯都不能加以制裁。”让我不禁反思回想，辛亥革命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回顾这段历史，我想“法制而不是人治”的观点恐怕才是辛亥革命最宝贵的遗产。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想要学习西方制度却没有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是人治的社会，西方是法制的社会。革命党人天真的认为皇帝没有了、清朝没有了，就是给了人民自由了、就可以民主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由民主”从来是和“法制”密不可分。只有在一个充分人权的法律框架下，谈论自由才是有意义的。没有法律来限制和规范社会活动，所谓的“自由”也只能带来野蛮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军阀割据。
——辽宁读者 朱子言
在上一期的《观点•世界观》中，作者提出了多边的国际模式，也讨论了贸易战的弊端。诚然，现在的很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经济问题都是全球化的，都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目标。但是正如文中所说的，“一旦谈判对手超过了10个，想达成协议就非常困难了。”国际间的协议也已经越来越难。但反过来想一想现实中的例子，如果一个俱乐部中有二十个人，商量周末去哪里玩，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就能达成共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俱乐部中的这些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人，而在国际会议上各国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而去交涉，自然难以达成协议了。再进一步假想，如果在解决国际问题上也采用俱乐部的形式呢?让有着明确目标、强大民意支持的社会组织登上国际舞台，比如让中国的环保组织直接和美国的环保组织协商、合作，在联合国中建立起不同国家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利用社会组织宗旨明确、目标单一的特点来进行国际多边协商，是不是更利于达成协议呢?
——深圳读者 徐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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