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死了。继萨达姆被绞杀、本阿里流亡、穆巴拉克受审判之后，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强人倒下了。这些曾经在阿拉伯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们，都以悲情的方式黯然谢幕。探寻一下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之处真的很多：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其中结局最惨的两个出身草根阶层——萨达姆是农民之子、卡扎菲是游牧民之子;都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尤其是卡扎菲开口就是雄辩滔滔、长篇大论;都有从军背景——除本阿里进过军事院校外，其他三人都是从底层军人崛起的枭雄;执政时间都长——卡扎菲42年、穆巴拉克30年、萨达姆24年、本阿里23年;当然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建立或所处的国体都叫“共和国”，其中卡扎菲还特意将他的“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更名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共和”本是民主的至高的神圣的原则，即人民有权每隔几年对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选举。应当说，人民选出的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不存在人民起来用暴力手段否定、推翻之可能。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本阿里、穆巴拉克都是被人民赶下政治舞台的，萨达姆、卡扎菲的下场则更惨——死于非命。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曾经驾驶着国家机器的高手，有一天会“车毁人伤(亡)”!
推源溯流，悲剧在他们最初给国家机器贴牌时就已注定。他们给国家机器贴上BUS的标牌，但却成为一人、一家或权力圈子、利益集团的专用工具，在民智未开、信息闭塞的时代，这般“设计”当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当民众的心智日益觉醒，民众的权利诉求日益高涨、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之时，一人、一家、既得利益圈子“独利”、“独享”的BUS前面横亘着的必然是民愤的火山、民怨的深渊，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车毁人亡的惊天大祸。
亨廷顿对落后国家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的情形深入研究后，对落后国家持续的政治动荡归咎于民众“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从而导致了“政治超载”。乍一看，亨廷顿之论似有道理，细一想，其实不然。落后国家民众的民主权利诉求常常演变为“暴力诉求”的原因，不是他们不愿意采用“公民式参与”，而是专制集团不肯还权于民，哪怕地下的熔岩即将喷涌，也不愿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或妥协。在专制者的执政逻辑里，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共和”只不过是他们欺蒙国民的幌子而已。
导致一干政治强人们“落难”的原因，不是“政治超载”，而是“体制超载”。真正的共和国体里，民选的国家元首是不可能葬身于群体“暴民”之手的，因为民众完全可以用选票将那些他们认为不称职、不满意的国家元首赶下政治舞台。只有那些打着共和旗号行专制独裁之实的国家元首，才会成为“暴民”的猎物。专制政体下，国家的一切均被少数人或利益集团垄断，标注“共和”的BUS，只为一人、一家或权力集团所独享，民众只能忍气吞声地看着他们贪得无厌、奢侈无度，任由他们趾高气扬、横冲直撞……当国民的承受力臻于极限、蹈死不顾时，专制的BUS要么被蜂拥而上的民众挤爆，要么被愤怒的人群掀翻，造成“体制超载”的惨重事故。
曾经通过“民选”方式成为国家元首的本阿里、穆巴拉克的境遇如此，借助军事政变登上权力顶峰的萨达姆、卡扎菲的结局也如出一辙。即便是曾经将“共和国”更名为“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卡扎菲，最终还是命丧民众之手。以暴力手段攫取和维护的权力，同样被暴力方式所剥夺，这是专制政体的共同悲剧，也是专制强人的共有悲哀。不论强人们用多么动听的言词或理论为专制涂抹、正名，也不论他们用什么幌子或招牌为专制张目、招摇，都只能忽悠民众于一时，却不可欺骗他们一世。当民众决意要把他们被剥夺、被损害、被侵占的各种权利要回来时，你死我活的结果就无法避免。
在这一干政治强人长达数十年的“乾纲独断”岁月里，应该有很多机会让他们名垂青史、子孙多福的，可他们和古往今来的众多专制者一样执迷不悟，贪恋于权力背后的荣耀、财富和纵心所欲，乃至世代相传，最后千夫所指、甚至家破人亡。本阿里、穆巴拉克还有机会反思悲剧形成和发生的根源，而萨达姆、卡扎菲却只能到黄泉切磋这乾坤何以陡转的前因后果了。
不知道，这一干强人的下场对那些仍在忽悠民众的大大小小的专制者是否有所触动，如果能让他们幡然醒悟、改弦易辙，那就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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