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世界见证了一场又一场社会、政治动荡的巨大浪潮，各国民众纷纷涌向真实或虚拟的街头，包括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以色列中产阶级的反通胀示威、智利大学生游行、德国“肥佬”豪车被毁风潮、印度反腐风暴和中国民众对腐败与不平等的抗议，以及当前在纽约和全美开展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尽管这些抗议行动并无统一诉求，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宣泄全世界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对于权力日益向经济、金融和政治精英集中这一现实的不满。直接导火索显而易见，即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高失业率和非充分就业;年轻人所受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足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政府高层腐败激起民众普遍反感;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大幅加剧。
诚然，众多的不满并非是由单一因素所导致。以社会不平等为例，它的加剧就有多重原因：中国和印度的23亿人加入全球劳动大军，大大减少了发达经济体低技能蓝领岗位和可外包白领岗位的数量和薪酬;技术革新带来了技能歧视;赢家通吃效应;低收入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累进税有所衰减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杠杆作用加强，资产、信贷泡沫生成，也同样是不平等的结果。近几十年来，除了富人之外，几乎所有人的收入增长都差强人意，这无疑扩大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鸿沟。英美国家的应对措施是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信用大众化，从而推高了私人债务。其他欧洲国家则试图靠扩大公共服务，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来填补鸿沟——然而这些开支却超出了财政收入，造成了大量政府公共赤字和债务。最终，大西洋两岸的政府不堪重负，债台高筑。
由于产能过剩和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最终需求不足引发了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大幅裁员。而裁员令劳动者收入下降，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最终需求。由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就是员工的劳动所得，亦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个别公司的理性行为一旦形成合力就极具破坏性。
最终的结果便是自由市场无法生成足够的最终需求。以美国为例，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削减大大压低了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几十年来，从劳动到资本，从工资到利润，从穷人到富人，从家庭到企业，收入和财富再分配长期失衡，对总需求的潜在压力不断升级，一旦信用无力维持，压力就陡然上升。毕竟，企业、资本家和富人的边际支出倾向较低。
这已是老生常谈了。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观点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全球化、无约束的金融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由劳动力向资本转移，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终结。正如他所论证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会周期性地导致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循环消长，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一再爆发。
即便在大萧条以前，欧洲开明的“布尔乔亚”阶级也承认，为避免革命，劳工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工资和劳动条件必须改善，福利国家亟需建立，以对财富进行合理再分配，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网络等公共产品。大萧条进一步催生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国家接过了稳定宏观经济的重担，这个重担要求它们扩大公共品的供给以满足庞大中产阶级的需求，为此，国家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并设法向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
金融体系必须得到审慎监管这一教训，早已遗留在了里根、撒切尔的时代。当时，鉴于欧洲社会福利模式存在的一些缺陷，产生了放松监管的强烈倾向。那些问题表现为巨大的财政赤字、过度监管、经济缺乏活力，在当年导致增长停滞，而现今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是这一经济模式的后遗症。
然而，英美自由放任模式如今也被证明无法一劳永逸。要稳定市场导向的经济，就必须回归市场和公共开支供给之间的恰当平衡。这意味着，既不能采取英美无监管市场模式，也不能搞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甚至就算真的有所谓的“亚洲”增长模式，也无法缓解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平等状况。
所有难以有效应对不平等问题的经济模式，最终都会面临合法性危机。除非市场和政府的经济角色重新找到平衡，否则今年的抗议浪潮势必愈演愈烈，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最终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福利。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