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文化体制改革在情理之中，其实就是在说这种改革的必然性以及人们对这种改革认知上的自觉性。此次中共全会公报中提到的“文化自觉”大概也包括此意。
文化自觉首先应表现于对中国当前文化事业和产业状况的两点清醒认识：
其一，是它们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仍是一块短板。中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75%，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10%以上的水平，而美国文化产品的产值更是占到GDP的30%左右。由于文化体制、国民素质等等深层次原因，中国在与世界文化强国竞争的过程中，既缺乏代表性的世界级文化产业集团，又缺乏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文化产业整体性结构竞争力。
其二，是中国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强烈。有关的研究成果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时，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将呈“井喷”状，中国正临近这一节点。事实上，中国的文化贸易水平与经济贸易连年的顺差相比，仍存在严重逆差：演出市场常年处于赤字状态。低质产品使本来就已供需不足的状况更为加剧。以动漫市场为例，中国己经成为外国动画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当美国人用着便宜的中国货时，中国公众则拿着大把钞票排队购买美国大片的电影票。斥巨资打造的上百部动画片所得回报竟抵不上一个《功夫熊猫(2)》!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文化需求“井喷”即将到来时，中国老百姓手中的钱纷纷“外泄”的现实，也就是促使中国文化体制必须改革的危局与窘境!
改革虽属客观之必然，但依笔者管见，要真正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中国人亟需改变许多理念上的误区、澄清认知上的模糊。否则，不但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会一啄一饮，即便是付诸实施，也会踽踽而行。对于那些阻碍我们改革的各类认识上的盲区和误区，条分缕析下来，大概有如下几种。
对以往所谓诸般文化成就、文化成绩的内涵和质量的认识不够清醒。
以文化产品“走出去”为例。近年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文化交流活动异彩纷呈，数百所孔子学院在全球掀起了汉语热，中国形象也接连在号称“世界的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亮相……但当我们在庆贺文化交流的成果时，是否明白，这其中有多少是花架子的表面文章，而非直达人心的文化文艺佳作?评价文化艺术产品质量的真正标准不是这种奉送式的“走出去”;不是花大把的银子到金色大厅举办个人的演唱，而是要走进人心，引起共鸣与回响。能不能以人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播中华文化，能不能用中华文化的精品来印证、融合、唤醒人类共有的美好感情，是中华文化能否找到一条走向世界的康庄大道的关键所在。《康定情歌》之所以被世界权威机构评定为人类十大情歌、之所以成为航天器上播放的天籁之声、之所以被帕瓦罗蒂视为保留节目，奥秘就在于此。相反，如果我们一面拒绝承认人类共有的情愫，一面又要别人接受你的认知标准和艺术内涵，岂不是缘木求鱼?
孔子、儒学，已成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重要资源和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千万不可把传统文化与软实力划上等号，更不能相提并论。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时，一要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二要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鲁迅先生拒绝中医、讥笑男扮女装以及痛斥中国旧书是“死人的快乐”，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他所痛斥的用一公一母的蟋蟀做药引子，用人血馒头治病也的确是传统意识中的荒唐、可笑和可憎之处。如今，传统文化得到越来越来多的重视，孔子、儒学，己成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重要资源和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千万不可把传统文化(即便是优秀部分)与软实力划上等号，更不能相提并论。笔者以为，对优秀的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应主要表现为珍藏与珍惜，而不能以在当代中国公众(包括青少年)中的推广与普及率为标准，更不能做文化上的“啃老族”。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还是要放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上。囫囵吞枣式地对待传统文化，只能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早在若干年前，当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先生赴京履任时，我就与其谈到过文化体制问题。记得在那次长谈中他感慨最多的就是中国缺少从事文化产业的复合型人才。依照笔者理解，所谓文化产业的复合型人才就是既有文化品味和学养，又懂政治，同时又善于经营的文化产业的企业家。无庸讳言，这一点，依然是今天中国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中最令人忧虑的短版。
最近，作曲家苏越的遭际就颇有负面的代表性。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越创作的歌曲《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歌曲流传很广，他还担任了电视剧《武林外传》的作曲，他的公司也参与了该剧的拍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几天前却因被指控合同诈骗、金额达5700多万余元而被起诉，并且面临着无期徒刑的判决。苏越1995年底开始经商，先后创办了10家公司。他的公司在影视方面的投资每年都达到一个多亿。由于经营不善，被占压的资金近一个亿，出现巨额亏损。苏越爱面子、虚荣心强，不愿让股东知道公司亏损，便采用了欺骗的手段，骗取他人的财物，同时大举高利贷(好词曰“民间信贷”)，终于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下场。
建国60多年来，中国的文化人早已在旧有的计划经济和准公务员的人事工资制度中变成了百姓所说的“公家人”。无所作为与远离市场是这种制度设计必患的疾病。如今让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市场大潮中踩波踏浪的弄潮儿，让这些不懂经营不懂法律、内心脆弱且虚荣心极强的人们去打造一个文化强国，是否应该看看他们身上可有这种迅速转型的精神基因?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对待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方面，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故步自封与文化自大主义，这是光辉的古代和屈辱的近代在中国文人心理上的投影，也是一种自尊与自卑的奇特叠加。如果这种心理缺陷再附着上潜意识中残存的某种阶级斗争观念，就必然会形成巨大的精神屏障。试想，这种文化心理怎么能担当起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大做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任呢?又怎么可能去构建一种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实力呢?又怎么可能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同时，大力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呢?强大的前提是竞争，竞争的前提是学习，经济的发展是这样，文化的强大同出一理。
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者与“操盘手”要在文化的教育教化作用上，有一种开明与开放的认识，有一种在对文化事业产业支持上的“层次感”。
这一点，虽近乎于老生常谈，却是关乎到文化体制改革成败的政策宽松与创作自由。文化当然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这种对塑造民族之魂的担当和对人民精神家园(包括伦理道德)的呵护，并不表现为千篇一律和百口一词。鲁迅投笔匕首般的杂文与他的小说中的感伤甚至晦涩同在，毛泽东磅礴的诗词与冰心《小桔灯》的温润同样会拨动我们的心弦，田汉所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与他的妻子安娥所作的《卖报歌》歌词同样见证了一个时代……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是有差别的，文化的社会作用和教化功能也是有层次的。同时，教化作用又分为正反两个方面，艺术作品对社会问题的揭示既是解剖又是疗伤。当十八世纪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加以深刻揭露和鞭挞时，不同样也是对拜金主义的社会诟病的一种诊断与治疗吗?放弃了批判的文化不是有思想的文化，而没有思想的文化也就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笔者以为，对文化产品的教化作用和社会效益必须加以全面整体辩证地看待。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无论是着眼于“大我”还是“小我”，无论在表现形式上是“瀑布”还是“溪流”，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宣扬暴力吸毒诲淫诲盗，不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都应该大胆放行。
人是分层次有差别的，人的精神需求也是分层次有差别的。政策的力量就在于承认差别，改革成功与否也在于此。总之，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文化的凝聚，今天的中国人需要文化的滋养，只有科学地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脉搏，“需要”才会成为现实，文化体制改革才会造福公众惠及万民，也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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