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差，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没有发言权”即指没有主导能力和影响力的话语权。因此，为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谋求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国无不努力创造于己有利的舆论环境。因此，话语权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制高点。
应对西方的话语霸权
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战略竞争和矛盾也在发展，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的进步，本质上是文化的进步。第18届哲学大会确认：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全球竞争已经进入文化竞争的时代。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对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来说，加强话语权能力的建设，扭转话语权竞争的不利地位，是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对西方世界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构成了独特的挑战。西方的一些政客和媒体不但难以容忍中国的发展模式突破了他们的“规范”，而且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规范”中国，对中国实行“软遏制”。加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等因素，西方社会往往以他们的民主制度和形式以及人权观作为衡量是否民主和有人权的尺度。凡是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就扣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帽子。
近年来，围绕人权、民主、台湾、西藏等一些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西方媒体常常率先发难，与中国争夺话语权。他们往往先声夺人，形成强大的话语压制，掌握话语霸权。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失实报道，从内因说，是西方反华势力坚持反华立场、观点决定的。他们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为标准衡量中国，带着对中国的偏见敌视中国、诋毁中国，甚至不惜造谣中伤。因此，毫无客观公正可言。要求这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反华势力客观公正是不现实的。
但是，必须把西方反华势力与西方媒体区分开来。媒体尽管有立场，并制约其对新闻信息的取舍，但媒体毕竟不能与政客相提并论。同时，西方媒体也绝不是铁板一块，对其也要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加以区别对待。绝不能“一刀切”、“一锅煮”，甚至“一支篙打倒一船人”。事实上，对中国友善、报道相对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也不在少数。
在争夺话语权的努力中，不能因为西方媒体作了失实报道，就一股脑把一切责任推给西方媒体，不从自身找原因。事实上，在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的博弈中，国内媒体有大量工作要做，有不少亟待改进的地方。这就要求国内媒体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形式、方法和手段，讲究策略和技巧，善于运用现代化手段，遵循国际传播通则，不断改建宣传方式，使用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习惯、方式和语言，这样才有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从而形成强势主导、权威引领、抢占舆论制高点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总结过去的教训，往往由于反应滞后，反而让西方媒体先发制人，大肆进行恶意炒作，致使我们丧失了主动权。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反应机制存在问题。这种机制不改变，就没有话语权可言。
硬实力≠话语权
以硬实力为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因为经济与科技实力对舆论工具、宣传手段和传播能力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欧美发达国家拥有国际话语霸权，与其强大的硬实力是分不开的。但是硬实力并不能与话语权画等号。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指出：“从常识上讲，拥有最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获得实力。但在信息时代，拥有力量的国家也许是得到人们支持而又有说服力的国家。”
话语权既与硬实力密不可分，又和其他软实力要素的衍生部分有关，如作为软实力的科学理论、先进思想、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管理模式、文化传统、合理政策主张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等要素，也会直接影响话语权。
一般来说，硬实力转化为话语权需要一个逐步积累发展的过程，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在硬实力转化为话语权之前或在转化过程中，就只能消极等待，被动挨打。不能认为，在总体上还没有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就完全没有话语权，只有在具备话语权之后才能发声。这里还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问题。在加强硬实力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强占舆论制高点，在总体上不能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在某一方面、某些时间取得话语权也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创造条件，包括周密的谋划、精心设计、有效的手段、专业的队伍等条件。
平等对话，构建和谐世界
之所以反对话语霸权，是因为话语霸权不是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而是以势压人，以强凌弱。一些西方国家以硬实力为依托，有恃无恐，强词夺理，剥夺了弱者的话语权，使弱者沦为安静的倾听者，这就阻碍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因为被剥夺了话语权，弱者难免被误解、被怀疑，甚至被看做“威胁者”。这对弱者是极不公平的。
话语霸权实际上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西方一些国家的话语霸权，是以欧洲文化中心论为支撑的。话语霸权者表面上似乎取得了话语权，实质上却无法让人心悦诚服，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殖民主义者霸占台湾的50年间，强行推动同化政策，实施皇民化，企图消灭中华文化。但终究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们也被迫承认：“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曾被异族征服过，但它最终又以自己固有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者。在台湾，日本人就像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被台湾人民包围着，想同化他们，其结果只能归于徒劳。”
因此，文化交流既需要理解和尊重,也需要超越偏见和误解。这就要求对待不同的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待自己的文化，要有文化自信，但不能妄自尊大;要看到其局限性，但不能妄自菲薄。对待不同文化形态，既不能捧为十全十美，也不能贬低为一无是处。只有这样，才有平等交流的基础。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也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在承认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不同文化中有共性，即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汤一介教授称之为“共通价值”。比如，中国儒家的“仁”，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印度佛教的“慈悲”。尽管三者的出发点不同，但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观——爱。这些“共通价值”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础。
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流而多彩，因沟通而了解，因了解才互信。应当承认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摘自作者《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话语权》一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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