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提尔曼•阿勒特在《德意志问候》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了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的日常文化。
“希特勒问候”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成为一种新的“礼仪文化”，同样也是一条关于社会交往的政治性规定，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在非常顺从地执行这项规定。纳粹上台之后，一句“希特勒万岁”的套话，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所构成的问候，覆盖了社会文化的全部。
新的问候语是纳粹宣传无限忠于元首的手段，这个问候语被大部分德国人接受，并随时应用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形成了一种纳粹所期待的人际关系。而一个在公共场所，例如在企业里、马路上，或者家门口，看似兴高采烈地抬起右臂致敬的人，在进了家门，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之后，却可能是一个坚决反对德意志问候的人。强制性的公共行为和政治正确的言行标准，使所有的人保持一致，这必然会造成公共行为与个人想法的分裂，也因此造就一种生活在强迫、恐惧和不信任下的假面人。极权体制下的“新人”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样的假面人，这是他们所接受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那些不愿意行希特勒礼的人们，他们在公共场合也必须这么做。
极权主义的“新文化”
“希特勒敬礼”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极权统治下的普遍国民行为和文化状态，这种行为和文化状态在今天看来非常乖戾，甚至不可理解，这就像今天回想“文革”时的“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一样。然而，造成一国人民这样乖戾行为和文化状态的，既不是国民的突然道德异常也不是集体的突然神志不清。阿勒特认为，德国人接受并实行希特勒敬礼，是他们适应极权生活秩序的一种表现，“恶魔并不是选准德国人而来，德国人之所以会依附于一个神授圣人，同他们的民族气质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我们仅将目光投向希特勒问候的含义结构，那么我们发现，恰恰是人与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对于适应社会秩序的灵活程度，抑或对于社会秩序的野蛮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普遍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文化”，文化是教化，是潜移默化，文化起到的是调节个人与生活秩序之间的关系，并在最大程度上使之趋于一致的作用。
“德意志问候”成为纳粹德国“新文化”的缩影，是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新礼仪”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文化革命”的成果，从它的深入人心来看，应该是相当“丰硕”的成果。以“新文化”来对人民进行政治洗脑，这是极权统治的一个普遍特征，德国社会学家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指出，在德国，“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文化被看成了政治的高贵替代物”。对德意志问候来说，这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礼仪是具有讽刺性的，就在德国“新礼仪”形成并在德国扎下了根的时候，文化不仅没有使德国人与世界联系得更紧密，反而成为“德国人企图使自己与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响亮口号”。这种纳粹的德国新文化，它的全部作用是使所有的德国人，不管每个个人在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都必须与德国人，而且只是德国人，保持完全的一致。
谁在打扮“文化”?
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F. Meinecke)在他的《德国的灾难》一书中写道，“狡诈虚伪的戈培尔很清楚地知道如何将几篇内容相宜的绝好文章刊登在纳粹党报的显著之处，从而诱捕无辜的灵魂成为纳粹的拥护者。每个星期天的早晨礼拜的时候，他通过在电台中播放一个名叫‘宝库’的节目——对听众播放最为经典、优秀的德国音乐和精挑细选的诗歌作品——来达到阻止人们去教堂的目的。”勒佩尼斯指出，纳粹用操纵“什么是文化”来作为它的宣传手段：“纳粹宣传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有意地打造并上演一些‘与政治无关’的艺术作品，其中，电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莱妮•里芬斯塔尔(1934年纽伦堡群众集会的《意志的胜利》的导演)便是很好的例子，她认为她与纳粹政权毫无干系，因为她在战争期间创作的电影《低地》是一部浪漫影片，是‘与政治和战争相对立’的影片”。
把宣传打扮成文化，将宣传文艺化，去政治化，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而在这种宣传中发挥作用的作家、导演、教授、学者，那些正式雇佣或临时投效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需要在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直接为宣传效力，他们平时所保持的中立、学术、艺术立场或身份，使得他们可以在最关键时刻发挥最佳宣传作用。
当代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之一，法国著名学者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指出，知识分子特别容易接受宣传，也特别善于参与宣传，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有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政治野心等各方面的原因。除了这些原因之外，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普遍的假面和功利社会之中，不得不挣扎在想象的自尊与实际的自卑之间，这些应该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谎言是一种有毒的文化
这种自尊的丧失和真实价值的撕裂，成为一切极权统治给国民造成的巨大心灵腐蚀。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把这种心灵腐蚀称作为“谎言”。他说，极权是对人的社会生活每个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而且，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极权可以借用外力资源，但任何外力资源都必然会被它所同化，并转变为极权整体的有机部分。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一个人哪怕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它的合理性，也会就此陷入它的统治逻辑而浑然不能自觉，其后果便是“人的生命遭受它的彻底影响”，心灵被不知不觉地毒害。
阿勒特所观察的极权生活细节具有普遍意义，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需要成为极权统治的刽子手，只要参与在它的谎言中，就已经在被它的宣传所毒害，并在协助延续这种谎言。寇罗考斯基(L. Kolakowski)在讨论极权谎言的《极权主义与谎言的德性》中说，“极权制度的谎言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这种谎言的范围极广，非常频繁，而且还是因为它产生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影响”。
“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这是一种练就全体国民奴性的谎言，一种极权统治所独有的“组织的谎言”，也是一种使得国民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变得格外困难的集体谎言。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加入一种集体谎言时，谎言也就成了一种文化，一种对人的心灵有毒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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