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选举产生公职人员基本上采取候选人等于当选人的方式，直到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渐高，差额选举才进入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候选人多于当选人，必然有候选人落选。如何看待落选现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问题。
有一位在十三大选举中央委员时落选的老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提到，“万绍芬十三届中央委员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某某某同志(《十二个春秋》作者)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这段文字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万绍芬在十三大并没有落选，而是当选了中共中央委员。为此，万绍芬写了一篇文章，纠正讹传，并讲述了自己另一次落选的经过，我感到颇有意味。
万绍芬是一位四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今年81岁。1985年到1988年曾任江西省第一把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省委书记的女性。1988年夏，中央把她调往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因为全总的党组书记、主席倪志福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万绍芬仍是正部级。
三个月后，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10月26日这一天选举新一届领导机构，原计划担任全总新班子主要领导成员的万绍芬，意外落选了。她是这样回忆的：
“在等候公布选举结果时，倪志福同志和总监票人把我叫到后台，以颇为紧张、遗憾的神情对我说：‘这次选举出了问题，你的选票数差了一点。某某书记也差了一些。’我问：‘是不是我们两个人落选了’他点了点头。总监票人给我看了选举计票结果，我的赞成票是百分之七十几，离当选还少几张票。他们建议我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我说不必了，便回到了大会主席台的座位，继续开会。接着大会公布了选举结果。”
对于落选的原因，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对万绍芬说：“你这次落选，是会务工作的问题，是意外的情况，我当时认为你的当选不会有什么问题，忽视介绍你的考察材料，而是着重介绍了主席候选人倪志福同志和新从江西调到劳动部工作的党外人士李沛瑶等同志的情况。”
我推想，万绍芬建国后长期从事青年团工作和其他党政工作，虽在企业做过工会主席，但时间不长，调全总工作时间又只有三个月，代表对她不熟悉，不了解。特别是为什么从省委书记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上调过来，有种种传言，她又没有机会向代表们说明。选举以前，四川、河北、铁路几个代表团都写了条子，希望她和代表们见见面，实际上想让她说明一下情况，但这些条子没有及时交到她的手里。这些，都成为她丢票的原因。落选以后，她还是保持了平常的心态，参加其余的议程，和1700多名代表一起庆祝大会顺利闭幕。
大会闭幕后，她才发现有几张条子放在她房间的桌上。她对秘书说：“代表都要回去了，行前代表团还要开会，我想趁此机会看看代表，这是职责。”秘书说：“这时候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她说：“代表对候选人有知情权，虽然对选举来说是晚了，但是我还应该去，这是一种弥补，也送送代表。”
闭幕次日早餐后，她赶到四川代表团的驻地，他们正在会议室开全团会议，谈回去传达和代表团离京的事项。她的秘书先进门打了一个招呼，代表团团长把她迎了进去。100多位代表都用惊讶的神情望着她。团长欢迎她讲几句话。她对大家说：“我为大家送行，昨天晚上我才见到你们希望我来到代表团见面的便条，今天来向大家表示歉意。虽然我今后不做工会工作了，但我还会关心工会工作，希望十一大以后，我们的工会工作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今天来送大家，祝各位代表一路平安。”会场上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她又赶到了铁路代表团的驻地。没有等她说明来意，代表们就纷纷问道：“您怎么早两天没有来，现在才来呀?”她说：“对不起，来晚了。昨天晚上我才见到你们的条子，今天匆忙赶来看望大家，送送大家。”她再赶到河北代表团的驻地时，会已经散了，只在过道上碰到两三位代表。她只好说明来意，请他们向代表团转达致意。
后来，万绍芬又被中央任命为统战部副部长，她坦诚地告诉统战部的同事们：“我在全总落选了。”大家说：“要不是因为这样，我们还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呢，这是缘分，我们非常欢迎您来。”几句话一下子把彼此的感情拉近了。
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者用选举的方式产生，是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选举的本意，就是选举人从众多对象中选择某些人来行使公共权力。等额选举应是选举的例外，差额选举才是选举的常态，更能体现选举应有的竞争机制。万绍芬说，“差额选举就是民主进步的一种体现。在我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过从基层、市、省到中央多次顺利当选的纪录，也有过落选的经历，落选的滋味，我是品尝过的。但是，我仍然赞成差额选举，而且希望有新的进步和提升。”我认为，这是一种开明的态度。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选举中的竞争机制，而不是叶公好龙，才能顺应人类文明的潮流，让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入长治久安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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