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西方的抗议浪潮从智利蔓延至德国，然而令人讶异的是这些抗议活动并没有明确地定性和解读。有人评价它是1968年以后规模最大的全球抗议浪潮，不同国家的民众不约而同地对同一问题表现出相似的关切。但也有人称这些抗议运动并未有什么新花样。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我们实际正经历着1968年运动的‘逆转’程序。”此外，他进一步表示：“当时欧洲街头的学生宣称他们希望生活在与父辈不同的世界，而现在的学生则走上街道宣布要重回父辈的世界。”
迄今为止这些抗议运动既没有名称也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抗议者对自己的认知和分析家对他们的认知将使运动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差异。上述自我认知过程也将影响一般民众对上述运动的态度与回应。
众所周知，1968年运动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至少在多数人的记忆当中，学生领袖不断创造出融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理论为一体的宣言标语。然而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当时最热衷于理论的运动领导人也十分清楚，对于1968年抗议运动的定性决非研讨会讨论的结果。
德国的运动领袖鲁迪•多茨克则坚持认为“存在主义厌恶”和愤怒是那次运动的内在源动力，而越南战争无疑是这种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很多公认的“理论家”主张应当废弃革命教条主义，而应结合实际务实地采纳以往运动的策略。
从这个意义上讲，1968年及今天的抗议活动并非如某些观察家所言存在过大的差异。虽然没有政治指导手册，却不乏激起民怨的事件和书籍：20世纪60年代是佛朗茨•法农的《猥琐的地球》，而今天则是93岁的前法国抵抗战士斯特凡•埃赛勒的畅销书《愤怒吧!》。
批评家们对此讥讽道，埃赛勒的书有时读来就像在鼓动人们对几乎任何问题进行肆意批判，只要他们自己的主观正义感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平衡。埃赛勒即使充满怀旧情结地援引让•保罗•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理论也于事无补，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兴奋起来、做些什么”的手绘标语表露出人们对“历史洪流”的强烈渴望。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这幅标语的两边同时打出了支持左翼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右翼自由主义政治家罗恩•保罗的宣传海报。
尽管埃赛勒的书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缺陷，但“义愤”已经成为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运动的口号。此处的表达方式值得注意：愤怒表明某些社会行动派(一般是政府或精英人士)已经违反了公认的规范或道德准则。这实际是对上述运动的“反动”解释：它们来源于社会契约被打破时的愤怒感，精英人士理当恢复政策实行前的“原状”，而正是这“原状”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雅典、马德里和纽约民众的抗议对象与其说是那些当权者，还不如说是当权者中那些背弃共同承诺和义务的一小部分人。
义愤不同于暴怒。后者具有极端的盲目性，而且不一定建立在自己与对方遵守共同承诺的基础之上。某种程度上1968年运动也是如此：正当的厌恶演变为义愤，但若通过不切实际的革命理论来发泄这种义愤，它极易演变为自以为是，并最终将暴力正当化、合法化。
在这种情况下，自赋权力的少数群体以想象的多数为名高谈阔论——这算得上是一种民粹主义，而且和所有的民粹主义一样，它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情感而非规则，当然更遑论理性。这只会导致暴乱滋生。
谈论义愤和暴怒间的差别可能有些吹毛求疵，但精英们将由此吸取何种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抗议运动的定性及运动参与者的自我认知。精英们显然希望将抗议活动转化为选举优势。从这一点来看，抗议者到目前仍缄默不语：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普遍的需求也无法道出何谓“不同的社会”或者“真正的民主”(西班牙抗议运动的标语)。
如若今天的抗议活动基于正当的义愤，那么就无需担心具体要求的缺失：人们仍然可以运用公认的准则(及由此所产生的政策)。但若背后的驱动因素是暴怒，那么缺乏明确的目标只会招致更多的愤怒和沮丧，而这些情绪最终可能导致身体暴力和某种形式的政治虚无。
这同样表明政治精英们应当力求解读并接受这种义愤所发出的信号——而非愤世嫉俗地利用这种义愤来谋取选举优势。以英国工党知识份子莫里斯•格拉斯曼为例，他对于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不为人所知的“易怒反叛一面”的披露不但荒谬，而且极不负责。
精英和抗议者的追随者们应当认真而谨慎地对道德义愤做出响应，理解它最终是自由民主的证明，既非全面革命，更不是虚无主义。同时他们需要平息怒气，因为这些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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