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部苹果手机上都镌刻着光滑的黑色字样：加州苹果公司设计，中国装配。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哀悼和神话苹果手机的设计者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装配者。事实上，过去十年间，苹果的繁荣不仅仅事关美国，还事关中国。如果说总是穿着套衫和仔裤的史蒂夫•乔布斯作为“将军”指挥了这场空前的全球数字技术战，那么成百上千的苹果工厂便是乔布斯麾下的部队。从工厂的数量和防静电刷，我们便可窥见他那精准和坚持不懈的风格。
人们盛赞苹果——这个新兴的行业巨头——耀眼的胜利，却很少提及中国人作为“步兵”的贡献。这不难理解。作为令对手嫉妒的成功商人，乔布斯是破除偶像的偶像：他发起的这场改变用户行为和便携式设备界限的革命值得称赞;他的成功是美国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中的极致案例。他追寻理想产品，他的成功难以复制。作为移民的后代和中途退学的大学生，乔布斯向人们展现了硅谷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在这里，不断地有人跃跃欲试——虽然多数只是以模仿者的姿态出现，并以失败告终。乔布斯的成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美国最伟大之处便是时不时来一个未来的发明家。进步由此而来。
在中国深圳，一家城市般规模的工厂(据称，富士康在职员工人数多于华盛顿总人口的两倍)把来自加州库佩蒂诺市的抽象创意变成了触手可及的设备。如果没有中国，那么这些尖端产品就无法低价化——无法低价化意味着难以商业化和市场化。在此，中国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美国人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美中贸易中，苹果手机是登记在“贸易逆差”一栏的，即使零部件来自日本、韩国和美国。谁说苹果公司完全是美国的?那些把游行过程和标语通过苹果手机发到推特上的“占领华尔街”的参与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反对苹果公司间接地雇佣了比在加州总部多得多的中国工人吗?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运到美国海岸的轮船集装箱中装载的各式苹果产品的价格要低于那些在中国出售的苹果产品，单单从这里就能看到同中国的贸易逆差。
苹果公司几乎牢牢守住了产品中所有具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这促使中国开始思考是否可以自主生产类似苹果的产品。同时，富士康装配了数以百万计的苹果手机，来支持劳动力、维持利润。去年，一些员工甚至跳楼自杀，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富士康公司有着著名的“大学校园”般的环境，有关工人不满的猜测还是炸开了锅。最近，中国环境组织就苹果公司忽视其在中国的供应商遵守环境标准的问题，对其进行了批评。然而苹果公司在这些问题上直接或间接负有的责任并未影响它在中国的品牌和销量。
中国工人在苹果公司中扮演的角色，并不能阻碍史蒂夫•乔布斯作为创新者里程碑式的成就。但是在对乔布斯几乎神一般的传奇进行无休止地赞颂时，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些工人的贡献。可笑的是，对于贸易和供应链的全球网络化现状而言，我们发现许多源自库佩蒂诺市和硅谷的故事总是在深圳或周边的工业区写下结局。
美国和中国之间，总是来来回回互相指责，最近又在中国的汇率问题上纠结不已。毋庸置疑，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国正在开发对其有利的贸易领域。何况在中国之前，已有太多国家试图为自己谋利而破坏规则，这早已屡见不鲜。虽然并不是个个都能获得成功，但是那些成功的总难免遭到批评和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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