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这句话，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手机时代，尤其显得不容置辩。据统计，已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即将近3亿中国人用上智能手机。现在又有预言家断言，未来三年，用上智能手机的中国人会超过10亿，那时手机传播的规模之大更非今日可比。但比手机传播规模更值得重视的，则是手机特殊的传播形式，即微博客，这可能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传播革命，这个传播革命对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
以为单纯的言论、单纯的宣传就可以启蒙，就可以改变中国，这是百年启蒙的误区。在老百姓的视角里，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启蒙大词，都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老百姓向来是没有兴趣的。
先要举出我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发表在2010年1月13日南方周末上的社评：《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这篇文章的关键词是围观。想来大家对围观这个词不陌生，鲁迅的小说《药》，就是对传统围观场景的经典描写。他笔下的围观，无疑是极其负面的，阴暗的，对中国历史的停滞负有很大责任。但我的这篇文章完全刷新了围观的定义。我笔下的围观，是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进取的。即主要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对公共事务的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
为什么要有这篇文章呢?这基于我对百年启蒙的反思。我跟一些老先生有过接触，他们大多有着强烈的启蒙情结，认为中国问题主要是启蒙不够，先是救亡压倒启蒙，接着革命压倒启蒙。所以当下的关键，是启蒙补课，唯有接续五四以来的启蒙进程，中国才可能完成宪政转型。但我不太认可这个看法。
老先生们所称的启蒙，我认为属于传统的启蒙模式，即先知先觉者对绝大多数后知后觉者的启蒙，传道式的启蒙，先锋队式的启蒙。这样的启蒙模式合乎过去时代的语境，放到当下恰恰大有问题。
最大问题有两个：
它先验地设定了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大群体，认为先知先觉者即先锋队似乎一定就真理在握，这在当下很可能是一种傲慢和歧视，因为信息时代之当下，获取信息的权利相对均等，所以先知先觉者未必一定先知先觉;后知后觉者未必一定后知后觉。
第二个问题是传道的方式，这问题更大，即满足于高头讲章，满足于单向灌输。而且往往都是重复人所共知的概念和口号，远离实际的社会运作，远离被启蒙者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自说自话，缺少烟火气。至少这两大缺陷，注定了传统启蒙模式在当下无效。其实岂止当下无效，百年历史上，它的作用也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神奇。
我的看法是，百年启蒙始终没有突破精英小圈子的范畴，知道的事早就知道了，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你说什么。而前者即精英小圈子是极少数，后者即普通民众是绝大多数。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因为言论与现实两张皮，以单纯言论为主要手段的单向灌输，连雨过地皮都谈不上，根本不能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然就谈不到实际影响，无从改变现实。所以，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口号我们喊了一百年，但从没有回答老百姓的一个实际问题：跟我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在老百姓的视角里，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启蒙大词，都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老百姓向来是没有兴趣的。
如此一来，启蒙口号纵然喊得震天响，也不过是同义反复，不过是小圈子里的同质交流，自我激励，自我感动。就不难理解这样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文字在中国可谓汗牛充栋，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都能喊两嗓子，够普及了吧?但另一方面，就是不能进入现实。好比我们的很多发明，看起来很先进，也申请了专利，但就一直停留于概念产品，没办法进入大规模商用阶段。始终是发明归发明，市场归市场。
这是百年启蒙的误区。以为单纯的言论、单纯的宣传就可以启蒙，就可以改变中国。言论的作用当然不能否认，但局限性也很明显。安泰的强大在于立足大地，离开了大地就什么都不是。言论或者说启蒙有力量，在于从普通人日常生活出发。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什么样的生活是走向公民社会最好的老师?即公民的生活，普通人在日常中能够马上兑现的公民生活，能马上感受到的公民生活的好处和快乐。
公民生活不是一步登天，不可能一下就达到理想标准，而只能从无到有循序渐进。消解恐惧，是中国跨向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但是，这不是扯得太远了?普通人在自己的日常中马上兑现公民生活，这可能做到吗?一般人听了肯定大摇其头，觉得陈义太高。用公民生活的理想标准来要求，的确是做不到。但没有理想的公民生活，不等于完全没有公民生活。公民生活不是一步登天，不可能一下就达到理想标准，而只能从无到有循序渐进。从这个角度看，答案很简单，不妨套用罗丹的一句话：我们缺的不是公民生活，缺的是对于公民生活的发现。
只要有心，只要不想一步登天，坚持点滴推进的毫米原则，随时都能找到公民生活的空间。这样日拱一卒，则不仅因基于细节而品质可控，而且更扎实更稳固，进一步就是一步，不会有大跃进带来的大反复、大折腾。
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能消解普通人对公共生活的巨大恐惧。毫米推进，风险相应化解为毫米级。而只要风险化解到毫米级，就是最大多数普通人所能承受的，就可以把最大多数普通人从恐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公共生活。
消解恐惧，是中国跨向公民社会的第一步。这恐惧不只民间有，官方也有。传统的全能体制之下，官方与民间从来没有互动可能，因为全能体制就是单向命令的体制。这种命令体制后来只是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废除，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一点没有变化。他们只有管理静态社会的经验，这经验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他们看来，动总是跟乱联在一起的，而有动乱这样的主流词汇。所以，不动最好，你一动他就怕，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因为后果不可预期，他们宁愿从最坏的角度来预设，把未知的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就成了指导思想，看到一点星星之火，马上联想到燎原之势，宁肯反应过度，宁可做过头，也要确保万无一失，为此绝不肯稍稍松动一点口子。
民间和官方这样的双向恐惧，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横亘在公民社会的进程中，构成公民社会最大的心理障碍。但你还不可能一下子把它炸掉，只能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消融它。
这需要勇气，但更需要克制的智慧，变通的智慧。这智慧，现阶段主要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围观。$nextpage$
抱团、有限之抗争、微小的风险，让围观成为撬动新启蒙即公民自我启蒙的一个主要的支点。
围观之妙，首先在于抱团。任何个人面对强大体制，都是弱者，因而必须改变每个人的孤岛状态。但因为全面管制，我们不可能像正常国家的公民那样自由结社，只有因事而起，无组织、无计划的临时聚合，风险才是可控的。这样临时的聚合，主要就体现为围观。一个平时懦弱的人，到了围观之时，会往往变得很生猛，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抱团的效应。只有在群体中，他才感觉到自己有力量，他把群体的力量当作了他自己的力量。
围观之妙，其次在于抗争之有限，符合毫米级风险的原则。因事而起之事，大多不是直接的政治议题，而属于最基本的民生议题，最基本的权利议题，甚至，属于最基本的人道议题，无论在当下任何社会，都应该而且必须解决的。也就是说，属于当下社会的最低要求，没有任何理由不解决。如果不解决，就可能让所有人感到没道理，没尊严，被羞辱。这实际上是说，围观所提出的议题，往往是平时被统治者有意无意忽视，但一经提出，则很难拒绝。这样的有限抗争，不仅因为毫米级风险较为可控，不至于马上演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导致恶性结局;而且往往比较容易取得阶段性成果。
围观如果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将是非常可观可贵的，对中国社会的正面作用、建设性作用非常大。因为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往往属于心理问题，而诸多严重的心理问题中，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失败感问题。人心走向焦躁，走向绝望，走向暴戾，这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背景下，需要哪怕是毫米级的进步，毫米级的成果，给人们一点希望，让人们可以恢复一点信心，让社会的病态心理能够得到一点遏制。
这就是我大力推崇围观的原因。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围观时代。围观当然有很多问题，很多局限，现在也还有很多人在诟病围观。但我认为，一个时代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在当前条件下，围观就是最重要的，是撬动新启蒙即公民自我启蒙的一个主要的支点。
以微博客为主要形式的围观影响了很多公共事件，这已经毋庸置疑。但其最重要的结果，则是培养了一批民间意见领袖，进而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新意见阶层，他们无疑是带动新启蒙即公民自我启蒙的火车头。
在互联网时代，围观的主要手段，就是微博客。
微博客对于围观的意义，最早在江西宜黄血拆事件中为公众所认识。对比一下就更清楚。当年轰动中外的成都唐福珍自焚案，惨烈不亚于宜黄血拆事件，但因为成都当局的大力公关，消息被有关部门整整封锁了半个月。宜黄血拆却是在进程中就被曝光，其中的“厕所攻防战”，更是通过微博客现场直播，让千万人犹如置身其中，犹如欣赏一部世纪大片。事件中的每一个细节，因而都在微博客上引起巨大震荡。民意山呼海啸，最终惊动最高决策者，由最高层直接拍板，马上下令撤掉了宜黄几位主官，效率之高，前所未闻。这一切当然主要拜微博客所赐。
其后，经过动车事件，郭美美事件，陈光诚事件，微博客在公共事件中强大的网络聚合效应即围观效应，体现得越来越充分。
几乎可以断言，没有微博客，就没有围观。因为它把现实中的围观，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微博客，围观在物理层面上的冲击力被进一步过滤，可能的风险因而更小，更容易为管理者所接受。但是，它在心里层面上的冲击力却是加大了，即对公众心理的辐射，可能比现实中的围观更厉害。以微博客为主要形式的围观影响了很多公共事件，这已经毋庸置疑。但其最重要的结果，则是培养了一批民间意见领袖，进而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新意见阶层，他们无疑是带动新启蒙即公民自我启蒙的火车头。
在我看来，所谓新意见阶层，主体未必是通常所称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而更可能是热衷公民集体行动的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大的个人资源和旺盛的精力，有着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参与激情，是典型的“吃饱了撑的”的一群人。他们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们的个人偏好，只是他们践行公民社会理想、履行公民责任的平常举动，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虑，就跟他们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游一样简单。也可以把他们定义为精神意义上的、审美意义上的驴友。
在微博客这个公共舆论场上翻云覆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新意见阶层，他们就仿佛中国新闻版图上的一支游牧民队伍。专业的媒体好管理，这样的游牧民却很难驯服，他们一方面来自四面八方，数不胜数，另一方面根本无从识别，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到底寄身何处，事发时他们到底如何反应。风来时万钧雷霆，风去后了无痕迹。传统媒体的管制体系对他们几乎全然失效，他们借助新技术天马行空，成为信息自由传播的主力，主导着微博客的风向。全民新闻、公民新闻时代正从这里起步，极大地推动了新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
这尤其导致一个重大结果。网络舆论与公民行动的对接，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不再停留于虚拟世界，而是越来越走向实体化，越来越跟现实的物质力量结合。微博客提供和放大公共话题，媒体尤其是意见领袖加以提炼和深化，然后形成重大舆论事件，影响高层决策。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层决策，就这样开始了多方互动。
这是令人鼓舞的迹象，新启蒙即公民自我启蒙就这样突破了制度屏障，先从互联网尤其微博客找到突破口，实现虚拟世界的自发联合。再以公民集体行动逐步渗透现实，影响现实，推动现实，改变现实。公民集体行动在中国原本是做梦都不能想象的，但借助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客，它们变成了现实，在新启蒙即公民自我启蒙的进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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