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防止文化发展中的两种迷信
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如何做到居安思危?如何做到高度的文化自觉?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李德顺日前撰文指出，要注意防止文化发展中的两种“迷信”：一是“市场迷信”，二是“话语权迷信”。
所谓“市场迷信”，即单纯迷信市场，容易导致文化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变得浮躁和浅薄，使“忽悠”成为时尚。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低俗化、消费化、短期化、快餐化，压抑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进而形成文化沙漠。
所谓“话语权迷信”，即以为占领了话语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头脑，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迷信观念。这种对话语权的迷信容易导致文化圈子化、精神割据、文化宗派主义、圈地运动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化。
吴敬琏：政府自身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的主线。然而，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出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撰文指出，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吴敬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关注四大发展问题：
其一，关于国有经济改革，按“十五大”的提法，就是把国有经济改革归结为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要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但是尤其到了2000年以后，垄断性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改革明显放慢，有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
其二，关于财政体制的完善，即“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对称”。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后果，包括公共服务提供不够。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许多财政学家认为，中国财政的支出责任过分下移，造成支出结构过于分散化，建议支出责任更多地由上级政府承担。如何选择需要经过充分讨论赶快作出决断。
其三，关于金融市场，目前金融创新不足，开放得不够，而且监管上也存在问题，主要强调实质性审批，而不强调合规性监管。金融体系的基准价格是利率，对外关系的基准价格是汇率。就利率形成机制来说，中央银行已经表明态度，要加快市场化的进程。对于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领导在中美高层会议和其他场合也表明了态度，要继续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两样的市场化改革都应当抓紧进行。
其四， 关于小企业，由于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的融资难等经营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吴敬琏指出，从根本上说，解决四大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而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李稻葵：房地产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过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显示，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17个，持平的城市有29个，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涨幅均未超过0.3%;作为国内楼市风向标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价环比再次全面持平停涨。这组数据被媒体广泛解读为房地产市场拐点已现。
在近日举行的2011汇丰财富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未来1～3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转折期，经济增速不再重复两位数的增长，而中国经济靠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已经过去。
李稻葵认为，由于经济增速的放缓，通胀水平也将逐步下降，他预测今年CPI将达到5.5%，明年会进一步放缓至2.8%。
对于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李稻葵表示，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不可能走回头路，即使经济增速再往下降，房地产也不会重新回到过去的形势。已经出台的限购政策不会轻而易举地缩回去，也可能逐步微调，但是不可能很快往回走。中国经济靠卖地、靠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这个发展模式已经过去了。
王梦奎：“十二五”末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4%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占30%～70%的时候是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现在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可以说，城市化是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日前在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是把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作为中国的基本国情。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最新的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9.68%，今年有可能会超过50%。根据预测，到“十二五”末，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会达到54%，以每年0.9～1个百分点增长。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最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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