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保监会和各地保监局共对各保险公司实施了816次行政处罚，处罚次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0%左右。
严厉处罚的背后，是中国保险业各种各样的不规范，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保险的态度。尽管十几年来，中国的保费收入突飞猛进，且这个速度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人对保险的抗拒态度却仍未改变。
今年7月，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联手北京大学和零点调查公司，发布了一项家庭寿险需求调查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家庭的寿险认知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对于市场上的寿险产品，仅有27.2%的家庭表示了解其相关信息，而明确表示不了解的比例超过半数(51.2%)，农村表示不了解的比例更高(54.2%)。
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分析，中国人抗拒保险的原因很多，除了习惯于家庭互助，保险理念认同度较低外，近年来保险行业发展过程不规范所导致的民众不信任，是中国人抗拒保险的主要原因。无论是销售时的误导和欺诈，还是理赔时的处处刁难，都让消费者认为，靠保险还不如靠自己。
不规范的背后，是保险公司运营模式的问题。保险公司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方面追求保费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成本中，尽量控制理赔金的支付。据透露，一家国资背景的寿险公司，其地市级分公司副总经理，十年前就买得起奥迪、宝马。保险业的高薪高管更是屡见不鲜，前有平安集团首席执行官马明哲6000万年薪，后有新华人寿前总裁孙兵在离职前为自己安排超过亿元的养老保险。而这些高薪最终还是要摊在投保人，也就是消费者身上。
在利润的指挥棒下，一切变得“顺理成章”起来。为了追求保费收入，销售时带点误导和欺诈也就司空见惯了。与其说这是一线销售人员有意误导或是欺诈，不如说是多数公司的政策迫使他们这么做。理赔也是一样。
也正是利润这根指挥棒，使保险公司在产品推广上更倚重分红险。目前内地寿险市场上，分红险所占比例接近80%，产品结构严重不平衡。而产品的设计者——各保险公司的总精算师们，却对分红险并不买账。笔者咨询过很多总精算师，他们无一例外只购买消费型的保障保险。
在中国，家庭互助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习惯
将很多家庭联合起来，将运营和管理的事情交给保险公司，就是现代商业保险制度
杨先生在上海一家杂志社任高级编辑，十几年前其家庭年收入就超过50万元，但是到了今天，他们一家的生活“连年收入10万的家庭都不如”。杨先生解释说，除了通货膨胀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家里有好几个老人需要赡养，还有残疾多年的兄弟需要照顾。
在中国，家庭互助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习惯。一家寿险公司的保险营销员小王表示，在推销保险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问客户如果生了大病怎么办，而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家人互相帮助”。
养儿防老是家庭互助的形式之一。1000多年以前，宋朝时就有人提出“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名言。长久以来，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在农村，由于长时间缺少社会保险，养儿防老至今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直到最近几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出台，一些农村老人才能领到为数不多的养老金。
小王说，保险的意义在于，当客户暂时或永远失去经济来源的时候，依然能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比如生病时，需要用钱，如果之前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会有理赔金;比如年老了，不能工作了，保险公司会提供养老金。但是在中国，保险公司的事情大多由家庭完成。
泰康人寿今年7月发布的家庭寿险需求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抗风险能力的来源渠道整体上比较集中，存款、向亲友借款、社保赔付和变卖固定资产是城市及县域家庭选择的前四位。
不过，近年来“养儿防老”观念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在很多农村地区，子女无力赡养、互相推诿、财产分配不均、家庭关系不和等导致老年人无人赡养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城市，“啃老族”越来越多，有人戏言，首先要“防儿啃老”，哪还能指望“养儿防老”。
家庭互助的习惯亦有所转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指望亲戚帮助很多时候会拖累别人。而杨先生也表示，如果可以选择，他会选择买份保险，“至少可以减轻一点压力”。
一位保险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其实家庭互助也是一种保险，只是保险的范围太窄，一旦发生事故，对家庭冲击很大。“其实将好多家庭联合起来，将运营和管理的事情交给保险公司，就是现代商业保险制度。”$nextpage$
保险是好东西，但也不能这么卖啊
在一不小心就上套的销售误导和偶有发生的销售欺诈之下，消费者对保险二字越来越敏感
北京海淀区的柯大爷日前去紫竹桥附近某储蓄所买国债，没想到在柜台窗口被营业员打了岔：“国债是3年的，给您推荐个5年定期的吧，利息更高。”柯大爷连连称谢，从准备买国债的20万元中，拿出10万元存了“5年定期”。
晚上回家，儿子小柯翻看合同，才发现这其实是一款保险。柯大爷如梦方醒，气得一宿没睡着觉。第二天爷俩到银行，非要讨个说法。“我明明是来存款，凭啥让我买保险?这不是骗人吗!”在父子俩的质问下，银行给他办了退保手续。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朱大妈可没那么“幸运”。等她发现银行“偷梁换柱”时，为时已晚。前不久，她想把手里的7.5万元存成两年定期存款，也是在银行柜台窗口，业务员向她推荐了一款“利滚利、10年后收益30%以上”的理财产品。朱大妈没来得及看懂合同，匆匆签了字、交了钱。
直到两个月后女儿仔细研究相关文件，才发现这是一款保险，而30%的分红只是“预定利率演示”，合同里分明写着：这种“假设收益”不作为未来的保障。朱大妈找到银行想退保，银行说已经过了10天的犹豫期，退保不但没有收益，还要损失一部分本金。
还有比朱大妈更“堵”的。上海市民陈先生2009年到银行存款时，银行销售人员向其推销分红险。面对高分红的承诺，陈先生将手中的1.2万元现金悉数投保。没想到今年的“保费收取通知单”让陈先生傻了眼。原来，根据合同约定，陈先生10年内每年都需按时向保险公司缴付1.2万元。“我哪有这么多钱!还说让我举证销售人员没有如实告知，都一年了，怎么举证嘛!”最后他只能含恨退保，本金损失近半。
如今，银行销售保险的现象比比皆是，乱象丛生。很多银行在普通柜台而非专柜出售保险，业务员含糊其辞，故意把保险说成储蓄、理财产品或是“有保险功能的理财产品”，夸大收益，忽悠客户购买。等客户发现则为时已晚，如果退保将损失惨重，无奈只能继续持有。还有的银行工作人员不明示风险，隐瞒费用扣除等关键要素，诱使消费者盲目消费;或把长期保险说成是短期险，把期缴产品说成是趸缴产品，该续缴时若不愿折本退保，就得硬着头皮年年缴费。
除此之外，300万名保险营销员中销售欺诈事件亦时有发生。2007年，山东济南市民乔先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地某保险公司营销员袁某，袁某向其推销一款带分红功能的大病险。乔先生觉得不错，便答应购买，并当场交了一万多元。几天后乔先生收到一份保单，并没看懂，但也没在意。直到一年后乔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袁某因诈骗罪和挪用资金罪被法院判刑16年，才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受骗。果然，他拿着保单到保险公司核对，发现是假的。
在今年上半年保监会和各地保监局对保险公司的处罚中，因为欺诈和误导而实施的处罚不在少数。今年上半年，天津某保险公司在宣传某产品时使用“五年期满，资金保证安全”、“固定收益，高达8.8%”、“双重红利，保额逐年递增”等用语，实际上8.8%的收益是5年总收益而非年收益，这些宣传用语有误导之嫌，因此被天津保监局处罚。
营销员小王也承认，在自己展业的过程中，偶尔也会发生欺骗的事情，比如客户本来每天抽一包烟的，在给公司的材料中只写半包，以便更好地通过审核等等。小王说，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对是错，如果不这么做，客户可能无法通过核保，得不到保障。
在一不小心就上套的销售误导和偶有发生的销售欺诈之下，普通消费者对保险两个字越来越敏感。柯大爷的儿子其实非常同意保险的理念，此前曾多次购买保险，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好的保险项目。但经过柯大爷被误导一事之后，小柯对保险有些反感：“保险是好东西，但也不能这么卖啊!”
“承保容易理赔难”是保险公司的经营法则
为追求承保利润，保险公司往往通过惜赔的方式尽量减少可能的赔付
北京车主郭先生有一次在停车场泊车时撞上防护栏，导致车辆前部严重受损，打电话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客服让郭先生等公司的人过去处理。苦等3小时后，保险公司的查勘人员才到现场，这让郭先生感觉非常气愤。“至今还没找到一家服务令人满意的保险公司。”郭先生说，他准备明年再换一家保险公司试试。
事实上，这已经是买车3年多的郭先生换的第三家保险公司了。
还有更夸张的。徐师傅两年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将一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撞伤。事后，他用肇事车辆将伤者送到附近医院治疗。之后交警部门认定，由于徐师傅擅自用肇事车辆送伤者去医院，破坏了事故现场，因此他要负全责。
之后，徐师傅频频出入保险公司，每次业务员都要求他提供一个证明，每一次他都要重新找到伤者索要相关手续，到最后，人家嫌麻烦不愿再配合了。一来二去的，徐师傅两年多了都没能拿到理赔金。
某国内大型财险公司副总经理说，其实谁都知道服务就是竞争力，但是没几家公司能真正做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为追求承保利润，保险公司往往通过惜赔的方式尽量减少可能的赔付，从而造成了“理赔难”的现象。极端一点儿说，“承保容易理赔难”是保险公司的经营法则，“否则如何盈利?”
于是人们看到，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对客户百般刁难，要求提供的资料千奇百怪。2008年汶川地震，一位车主的车子在地震中压坏了，到保险公司理赔，而保险公司负责理赔的工作人员要求他提供当地地震局开具的当天发生地震的证明。
也有保险公司开始提出目标，要做好理赔服务，比如平安车险就公开承诺，只要资料齐全，理赔金额在一万元以下的案件，做到24小时之内赔付。
但是该副总经理并不看好这件事。“关键还在于‘资料齐全’这四个字，怎么才算资料齐全?”他质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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