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这是普利策奖得主、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的最后遗言。在拍下《秃鹫与女孩》并获得大奖仅两个月后，他就在约翰内斯堡死于二氧化碳中毒。这是明显的自杀，他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绿色软管，把废气导入车内，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这张纸条。
这张纸条给人的震憾不亚于自杀事件本身。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生活的两个最基本的冲突形态：活着，还是死亡?或者：欢乐，还是痛苦?从古到今，人无往不在这两种冲突的张力中，有人被这张力捕获、扭曲直至沉沦和放弃，有人在这张力中寻求妥协、平衡，慢慢调适生活的节奏。
而娱乐，润滑或者矫正现实的紧张与痛苦，当你觉得它无关生死时，它往往高于生死，高于生活。《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艺学教科书指这段话说明了艺术的起源，其实，它也说明了娱乐的意义。
娱乐的权利既是一项人类的古老权利，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它是被自由主义哲学家称谓的自然或天然权利的延伸。套用一个用滥的句式：无论你看到没看到，它都在这里;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还是在这里。
娱乐的权利不是问题，可当人们不得不正襟危坐地谈论它时，要么说明它已经成为问题，要么说明它不再是个轻松的话题。当然，试图取消或者限制娱乐，实质上比人们的谈论娱乐更令人娱乐。
但娱乐之后，则是对娱乐权利可能被限制的应急反应式的焦虑，因为它暗含如下几个命题：一、娱乐及过度娱乐如何定义、有何标准?二、谁有权定义?三、基于何种动力限制，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眼下，备受争议的广电部门的限娱令，是限定播出的娱乐节目的数量和时间，即，在量上“控制过度娱乐化”。官方口径解释了原因：观众在观看节目时，大多数时候是被动接受，因而给予什么、怎么引导非常重要。
放下这“非常重要”，让我们暂时回到罗马帝国提比略皇帝统治时期。据塔西佗《编年史》记载，公元14年，提比略继位，为纪念刚刚逝世的奥古斯都(屋大维)，几位保民官请示允许他们自费举办奥古斯塔亚赛会。后经元老院商议，赛会的费用由国库担负，不用保民官私人出资。
要说明的是，这类赛会上通常都有戏剧表演，罗马的戏剧既受希腊戏剧影响，又结合了罗马文化的特点，虽然在希腊戏剧的高贵典雅面前，它的粗鄙和低俗显而易见，但这就是“没文化的罗马人”的艺术和娱乐。奥古斯都在世时，没有表现出有多么喜欢这类戏剧，但也不是特别厌恶，他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民主”、“文雅”的统治者，有必要与民同乐，因此，他生前大力赞助戏剧的发展。所以，保民官提议举办奥古斯塔亚赛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为了传承奥古斯都对戏剧及娱乐业的支持。
但提比略不同，他不喜欢喧闹的场景，更不喜欢大规模的人群集会，但也没有胆量改变罗马市民的生活习惯而压制这类赛会，他只能坐等机会、静观事变。机会很快就来了，首届奥古斯塔亚赛会就因为优伶之间的竞争引起了混乱而中途作罢。第二届赛会，混乱的情形更加严重，不仅民众中间发生了伤亡事故，还死了几名士兵和一名百人团长，伤了禁卫军一名军官，因为他们想制止狂暴的民众对高级官吏的侮辱。
流血事件引发元老院的忧虑，在对赛会进行讨论时，有人建议授权行政长官鞭打那些优伶，有人反对这样做，但反对的意见占了下风，提出反对意见的保民官哈提里乌斯•阿格里帕受到大多数元老的攻击，而这些攻击他的人，很明显是在迎合提比略皇帝的态度。
提比略此时一言不发，他需要的就是这效果，既让那些迎合他的元老们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又留下古老共和国自由的假象。在达到预期目的后，他发话了，说神圣的奥古斯都有一次在回答问题时曾经指出，优伶不应当受到体罚。而他作为继承者，绝不允许奥古斯都的话被亵渎，所以，他坚决反对处罚优伶。提比略的姿态，既摆出了他力排众议的开明姿态，又标榜了他对先皇奥古斯都的尊重。
不过，元老院还是通过了一项限制性的决议。其中特别提到：任何元老都不能去优伶家里;如果优伶在群众中出现，他们身边不能有骑士作他们的护卫;除了在剧场之内，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进行表演;如果观众发生骚乱，行政长官有权对其加以放逐惩罚——这大概是罗马帝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限娱令”。
这个由元老院提出的“限娱令”看起来温和，实则是为了满足提比略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意愿。纵然如此，这个“限娱令”也大有说道，这也是我在回答“给予什么、怎么引导非常重要”之前，大谈一通罗马的原因。
首先，它明晰了责任的区分。优伶的问题归优伶，观众的问题归观众，观众中间发生骚乱，就处罚观众，不能连坐到优伶。
其次，它强化了对“自己人”也就是官员的约束，比如对元老和骑士阶层的规定等。
更重要的是，它明晰了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就权利的限制而言，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限制了优伶表演的空间，只能在剧场表演戏剧。二是限制了官方对戏剧表演的资金投入，但这指向的是官方赞助的戏剧，比如由国库负担的奥古斯塔亚赛会等;就权力的限制而言，它并没有对民间的私人赞助提出限制，如果哪个元老院议员、行政官员或者富人一时高兴，他随时可以奉献一台戏剧表演，而罗马市民也随时可以享受到戏剧表演的乐趣。
用现代观点来看，提比略时期的“限娱令”是一个由皇帝的权力意愿、元老院的逢迎与罗马文化传统及罗马市民的文化权力偏好互相博弈、妥协的结果。它肯定不好，但也不是最坏。最坏的议案、议题及制度，只体现权力单方面的意愿。
而针对各电视台的“限娱令”，基于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即从防止低俗化延伸到防止过度娱乐化，再延伸到限制播出节目及播出时间等，由此遭遇舆论强烈反弹。有论者指出，监管者应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把淘汰劣质节目的权利交给观众，这种观点还是认可了减少低俗节目的必要性;也有论者从选择权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见，还有论者强调了观众对低俗娱乐的认可和接受权利，认为权力擅自替权利作主，并不公平。
出台一项制度的公平性，总体而言涉及两个层面：一、政治学上的“同意”层面，同意本身产生义务，但政策制定者不能假想我们都同意，通俗点说，不能像关爱孩子的父亲一样，假想自己的决定全部都是善意和英明;二、仅有“同意”还不够，还需要有说服力的互惠性，这就需要由代表不同利益层面的各方充分讨论和博弈，在程序上公开透明。以此考察“限娱令”，既缺少“同意”，也不具备“互惠性”。至于说到低俗化的问题，过度娱乐并不必然导致低俗，恰恰相反，娱乐化不足更容易导致低俗。
现在再交待一下罗马帝国“限娱令”的结局。提比略在巩固统治权力后，撕下以前的伪装，下令驱逐让他烦心的优伶。罗马市民娱乐(包含低俗娱乐)的选择权被公然剥夺后，只能转向离罗马不远的地下娱乐场所。公元27年，在罗马市郊费迪纳小村庄的一个半圆形剧场，不幸发生倒塌惨剧，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伤。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死亡人数超过两万，塔西佗作保守估计在5千左右。
悲剧，从限制娱乐开始埋下伏笔，这是可以预见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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