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景你一定不会陌生：
譬如说，你的老板很夸张地讲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更要命的是，这已经是你一周之内第三次听他讲了，但你的同事，可能也包括你，依然笑得前仰后合;
譬如说，你和你的朋友拿着老板不去的票，参加一次高尚晚宴，你还在新奇地四处打量时，却听到朋友很优雅地对新结识的人说：“我不喜欢勃艮第的86年干红，其尾调稍显平淡。”——尽管你知道，他和你一样，喝过的最高级的红酒是长城干红;
譬如说，你是一个文艺青年，你的朋友——也许是另外一个文艺青年——约你去星巴克，你们点上一杯卡布奇诺，沉浸在冬日阳光下的暖暖情调中。突然，你朋友的手机响了，整个咖啡馆被一首高亢而又悲凉的《月亮之上》所笼罩;
譬如说，你是一个公务员，前一天你路过单位的宣传栏时，看到贴出的创先争优承诺中，你楼上的同事写着“抵制诱惑、廉洁奉公”一类的字眼，转天却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他已经成了艳照门的主角。
200年前，一个叫李汝珍的人在他的小说《镜花缘》中写道，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凶狠狰狞，轻易不能露出，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
200年后，这部小说似乎就是在讲身边的生活——你推开人间大门，服务生已经一脸坏笑，“恭喜你，进入装时代”。我们身边似乎永远有一批“装腔作势”的人：没钱的人装有钱，有钱的人装贵族;商人在官员面前装孙子，贪官在人民面前装清廉。
略有不同的是，李汝珍的小说中，那顶帽子名为浩然巾。今天，诸如“小资巾”、“文艺巾”、“廉洁巾”、“亲民巾”已经百花齐放。不管叫什么巾，生活似乎成了一场假面舞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时，你看到散场，看到卸妆，不知道是喜是悲;有时候，你发现有人沉浸在假面舞会中，似乎迟迟不愿谢幕。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惕，却身不由己。
最重要的不是你是什么人，而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人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赛宁遇到一个歌舞团里弹钢琴的女孩，“张口就谈音乐，谁都罩不住，显得我们都是光吃五谷杂粮的俗人似的”。赛宁“自告奋勇不顾个人安危”上去和她讨论起19世纪的德国古典音乐，再紧接着一个过渡，谈到舒曼的古典主义。“说到紧要处，打尾灯，刹车，调头，转到俄国佬那儿，老柴都不屑一顾了，直接拿肖斯塔克维奇说事，《第七交响曲》，就是那个著名的插部，那些著名的鼓槌和鼓槌弄出的著名的175下鼓声……再看那丫头脸上的表情，岂止是景仰那么简单!”
事实上，赛宁从来没听过哪怕一曲完整的古典音乐，他只是看过几本闲书，并记住了闲书中的一些名词而已。“由此看来，假装并不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
有时候，假装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你在瑜伽课里装模作样，结果一个腰闪，可能后半辈子都要像个翻过来的螃蟹一样生活。你假装会开飞机，结果被迫来到几万英尺的高空，面对电闪雷鸣便一下子傻了眼。不过，按照《假装的艺术》作者劳伦斯的说法，装作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或者坚持前卫生活的时尚人士可是万无一失的。他自称写了“一本让你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书”，然后谆谆教导读者，“在信息公开传播的今天，傻瓜才会花工夫去研究嘻哈文化，谁是新锐导演、哪部独立电影最近独领风骚关我什么事呢!但是，无奈的是，我们活在一个没有谈资就会被圈子抛弃的时代。在经过100多种选择的思考之后，还是选择最经济实惠的‘假装’吧。”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考虑，这句话看起来是对的：如果你想成为某种人，最正确的办法是努力成为这种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作成为这种人。
有个叫张少杰的经济学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想成立咨询公司，请当时的商界大佬牟其中帮忙。牟其中很爽快，答应给20万。张少杰很不高兴，觉得小看人——张当时的知名度类似今天的张维迎。牟其中就跟他说，20万起家开一个咨询公司已经很多了。“你到上海最贵的国际饭店顶层，请上海最牛的人，把这20万请完，你至少能赚200万。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而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
牟其中的这句话其实可以推而广之——“最重要的不是你是什么人，而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人”，“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别人认为你知道什么”。
假装，就如同一个人在北京海淀区某著名高校东门外过街天桥上买的假证，价廉而又物美，实为居家旅行、职场打拼之必备。
不得不装
在生活中装装小资，看起来似乎无伤大雅。如果一定要说伤害，装的伤害指向自己：装得不好，显得可笑;装得好了，却更可悲。
而对另外一些人，“装”确实是必需的生存法则。
一手创建“联想”的柳传志，在最初的时候，也不得不“装孙子”：他和王柯，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中仪”批准。因为政策原因，“中仪”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
“中仪”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柳传志后来回忆，“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商人的自尊，在体制面前渺小得如同一棵小草。
而体制内的官员，以真面目示人，似乎更为危险。
以《驻京办主任》闻名的前落马高官的秘书王晓方，在他的新书中提到了这样的情节：“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现实生活远比小说更富戏剧性。前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曾接受网络媒体的访谈，谈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还专门题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半年之后，王华元被“双规”，人们才知道，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即便并非贪腐，真面也不容于官场，而且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有。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因为“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被免职，很多官员不免心惊，逯军似乎是说了他们的心里话。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吕日周，在长治大刀阔斧改革，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却“不出意外”地退居二线。因为向来以真性情示人的吕日周，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身份的焦虑和标准的失范
如果说，装或者不装，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自我选择，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当“装”从个体选择演变为一种群体性行为，甚至是群体的一种不以为然的生活方式时，所指向的是社会性的假面。这种假面的背后，一则是身份的焦虑，再则是标准的错乱。
先说身份的焦虑。有的人“装”，要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因为只有在群体中，他才有安全感。按照北京大学心理学者姬雪松的说法，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环境所排斥时，他脑部活动的区域和人们感受到疼痛时脑部活动的区域是同一个。被组织排斥是一种痛，而把自己融入到某一个群体中是一种本能。
而同样是身份焦虑，有的人“装”，却是要区别于其他人群。就像25元一杯的卡布奇诺已经不足以区分时尚精英和初出茅庐的小子，这才有了红酒的风行。
媒体人郭宇宽观察到，一些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说起。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总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而且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而在上个世纪末，站在讲台上的，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
背后的原因，就是海归不稀罕了。那些等待职场上升的后起海归，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再说规则失范。某种程度上，“装”不全是坏事——至少它代表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想成为心目中好的、为社会所接受的那一种人。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心目中好的、为社会所接受的”是不是就是真的好。在这样一个规则失范的时代，个体原来所托庇的阶层解体，组织崩裂，个体的角色也因此而动摇，变得模糊不清。
如哈维尔所言，“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这种情形，正如哈维尔所述：就连蔬菜店里卖洋葱土豆的经理，都习惯性地在橱窗里贴上政治标语了。
唯有个体独立，面具被一一摘下，人们才能互相看到对方脸上真实的容颜，真实的和谐也将成为社会解放和前进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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