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出于对低俗电视节目的不满，中国广播电视管理机构最近发布通知，要求削减游戏竞技类、真人秀类和才艺竞秀类电视节目的数量。
中国政府官员或许能够忍受消费资本主义，但他们显然无法忍受唯利主义和浅薄低俗。如此多的电视节目取材于浅薄恶俗之事，随后进行反刍，再有滋有味地传播出去。
与此同时，苏希尔•库马尔(Sushil Kumar)则在印度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成为首位获得100万美元奖金的选手，此后同类的节目受到了追捧。库马尔是一位26岁的普通职员，家里甚至买不起一台电视。这与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的情节十分相似。
中国和印度对此截然不同的回应是一种终极证据：表明两国之间不仅仅有一条地理或政治界线，而且是一种“星际”界线。
尽管很多人将此类电视节目斥之为令大脑退化的白痴节目，但它们的流行的确代表着平民主义的胜利。真人秀节目让平民百姓成为节目的主角，从而使名人文化大众化。它还将消极的观众转变为积极的投票者，从而为选举学专家提供了素材。
然而，中国的“限娱令”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政府对于自主自决和个人主义的敏感。考虑到那些节目为其商业竞争对手带来的巨大收视率，限娱令也是中国政府不加掩饰地保护国有广播电视机构中央电视台(CCTV)的举措。
去年，在中国颇受欢迎的众多交友节目之一《非诚勿扰》中，一位女嘉宾拒绝了男嘉宾的追求，并声称：“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此事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思。中国的真人秀节目似乎已经变得有点儿过于现实，而令人感到不舒服——就像是一种相当于禁欲者狂欢的消费文化。
另一方面，印度更容易接受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和自由市场庸俗艺术。它不只体现在经济学上：一些印度人相信，欲望(Artha)这一概念说明坦然追逐财富是合理的，虽然这只是履行责任的一种方式。就印度的交友节目而言，印度的求偶风俗可能包括他们认可不掺杂感情的物质主义和务实主义——这或许在《完美新娘》(Perfect Bride)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完美新娘》是母亲们挑选儿媳的一档节目，但受益于宝莱坞的魅力，电视相亲仍相当浪漫。
其他节目则直接依靠宝莱坞明星来吸引观众。可以说，印度真人秀让普通人更为逃避现实，而不是显得过于现实。
西方观众已经看到了制片人试探观众品位底线时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知道，即便当我们指责这些节目让容易受伤害的人出洋相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与这些节目合谋，希望获得与选手同样多的关注。
我们知道，《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等节目经过了大量剪辑，将真实的人变成了虚构的恶棍——而这不仅欺骗了观众，也欺骗了屏幕上的选手。这种模式没有像它曾经宣称的那样，成为伟大的社会“平衡器”，而是创造了自己特有的名人等级体系。从根本上讲，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胡扯，而这要比真人秀电视节目最初被斥之为偷窥癖和自恋行为更加糟糕。
因此，难怪提赛德大学(University of Teeside)今年8月份的一份研究表明，目前真人秀节目对年轻人的自尊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很多人的幻灭感。
印度人对于真人秀电视节目的追捧，帮助人们忘却了自身生存的现实;而中国的限娱令，却似乎突然莫名其妙地让人们得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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