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中共还在陕北的时候就发现，通过老外去讲自己革命和斗争的故事，可能比自己讲更让人信服。是谁最先想到这一点无据可考，也许是从莫斯科那里学来的。美国人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向西方人传达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空前绝后”。1919年，一位叫林肯•斯蒂芬斯的美国记者到苏联访问，返回美国后声称，他去了苏联并且看到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把苏联当成老大哥的小兄弟采用同样的“外宣”办法不足为奇。最先是毛泽东把美国记者斯诺叫到窑洞里彻夜长谈。后者独家采访并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不仅让西方第一次了解那个在中国偏僻的一隅挑战政府的红色根据地，更让“白区”无数对国民政府大失所望的青年人奔赴延安。之后，史沫特莱如法炮制，写了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再后来，毛泽东跟斯特朗谈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官方认为这三位美国人对宣传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自己和后人都在解放后被多次邀请访华。毛泽东1970年代要对美国“暗送秋波”的时候想到了斯诺，让他跟自己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有一些学者成立了三S协会，专门研究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即使在全面闭关锁国的年代，还是有不少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得以到中国访问，去看专门设计和编排好让他们去看的地方，见专门为他们挑选的人。他们在返回自己的国度之后，可以利用那里的言论自由为他们只看到部分的国家说好话。
文革期间，江青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把美国人维特克请来，与她多次长谈，估计是期待她也写一本类似《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不朽之作”。维特克发表了《红都女皇》，估计把江青气得够呛。文革期间能读到《参考消息》的人，毫无例外都有祖国山河如此多娇、连外国人都这样看的感觉。
改革开放是中国加入全球化并寻求普世价值的决策。这个由邓小平启动并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壮举，使得中国的经济扶摇直上，并在最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中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崛起了，但似乎还是有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不为人知，为中国在海外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感到不安。于是开始做两件事，一是提高外宣经费，一是运作外国人为改革开放说好话。这里不谈加强外宣的事，只说最近几位在中国“走红”的作家。
第一位罗伯特•库恩。在2005年出版《江泽民传》之前库恩甚至不是作家，而是在华尔街打拼的一个投资银行的高管。《江泽民传》成为畅销书后，西方有好事者质疑库恩的成功。库恩回答说，“江泽民并没有选我;是我选了他。为他写书是我主意，我的策划，我出的钱。我写此书是为了记录中国近代80年的创伤和变革。在写书过程中有人提供了帮助，他们是翻译，研究助理和编辑。但是，该书的一切编辑权在我手中，所有编辑决定都是我做出的。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对此有其他想法。”
2008年12月，库恩的第二本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在中国发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出席了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座谈会，而库恩在写书得以采访到的人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和上海市市长韩正等人在内的300多名中央、地方要员”，这是任何一个中国国内记者都无法做到的。当记者问他“一个不通中文的美国人，究竟是如何获得中国政府信任的?”库恩说，“他在中国有两个‘贵人’：宋健和江泽民。是宋健把库恩带到中国，成为在中国的‘导师’;而《江泽民传》则几乎成为库恩的标签，和打开中国高层之门的通行证。”
第二位是约翰•奈斯比特，到中国“冒险”之前就以未来学专著《大趋势》著称于世。据媒体报道说，奈斯比特1996年访华时，江泽民曾邀请他撰写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被他婉拒，但他并没有拒绝中国，10之后答应开写关于中国的书。2009年底，不懂中文的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中文版率先出版，次年，该书的英文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市首发。奈斯比特在书中把中国发展的模式归结为“八大支柱”，即解放思想，纵向民主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略，“管好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的宏观管理方式，注重艺术和学术，对外开放与融入世界，在倡导自由的同时也追求公平，追求卓越。这种解读旋即被中国的学者反复引证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当记者问到他不懂中文又是怎么进行采访和调研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有一个团队协助他工作。中国政府还批准他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和财经大学建立了奈斯比特研究院。
最后一位是基辛格，他是学者、外交家和作家。他在今年6月的时候去了重庆，一不小心成了重庆模式的“说客”。基辛格离开重庆两个月之后，他的访问经过从香港进口，内销全国。这个报道说，落地伊始，基辛格就对薄熙来说，“我了解到，习近平副主席在当选为军委副主席后的第一站就是重庆，他在重庆整整呆了3天。他高度评价了重庆的发展。”这篇报道还引用基辛格的话说，“我见过薄熙来给大连带来的变化，今天我又看到了他给重庆带来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消灭了那些脏乱破的旧房子，在这些贫民窟式的居民区，兴建了时尚的新型住宅小区和公园。” 基辛格还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到重庆，我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远见。我为重庆的活力所震撼。”
文章写到这里，可以多少对这些“特别老外”在中国的“活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1、他们可以见到中国媒体人很难见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2、他们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3、他们的文章、作品和言谈，都毫无例外地盛赞中国领导人的独一无二和中国政府的辉煌成就;4、中国政府会对他们的活动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支持，包括为他们成立基金会和研究院。
我不否定他们在公关方面的极大作用，只想提请有关人士注意两点，一、他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使他们戴上了有色眼镜，因此，必须对他们的分析和研究大打折扣;二、他们在海内的作用也许大大超过他们在海外的作用，外宣成了内宣，资源的投入和成果的产出就会出现极端的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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