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是个略带生涩有些拗口的词，通俗一点说，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北京，今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约47.8万人。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回原籍考试。
他们在北京长大在这里上学，知道哪里的烤翅最辣，能给想去哪个胡同的外地人指路，说一口带着儿话音的普通话，可他们不是北京人，那张薄薄的盖着红色钢印的户口纸说他们不是。
哪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呢?在父母工作的北京，他们是小北漂;在那张纸上写的户籍地，他们是留守儿童。漂在北京抑或是留在原地，背后都少不了无奈，在高考面前，纠结变成了一场两败俱伤的博弈。
下一个痛哭流涕的会不会是我
2000年，李蔷的先生从山东一家国企辞职到北京工作，这一年，他们的女儿6岁。
李蔷的丈夫是搞技术的，特别不能适应国企里领导们互相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他工作得非常不愉快，看不到发展”。丈夫的二次职业规划给这个三口之家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分居几个月后，李蔷决定辞职去北京，重新找工作，照顾丈夫。在这个陌生的大都市里，夫妻俩一切从头开始，租房子挤公交，适应外企的工作强度，他们觉得不能让女儿跟着受苦。
“我们给她找了当地最好的学校，”李蔷离开之前，把女儿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学校离家很近，老人们接送也不费劲”。
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后果很严重。很快，他们就为此付出了代价。“每次打电话，女儿都要哭，还经常感冒发烧，动不动就咳嗽。”可是，除了在电话这头掉眼泪，她什么都做不了，一年之后，李蔷受不了了。
第二年，夫妻俩在北京买了房子，办了居住证，安顿好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办转学。2001年的暑假，李蔷把女儿接到了身边，“她问我，妈妈，你以后不会把我一个人留下了吧?”
日子过得很快，孩子小升初的时候，李蔷丈夫所在的外企一项为员工提供的福利派上了用场。公司与北京市一些好的初中共建，只要通过了学校的考试，交5万元择校费，就能入学。女儿很争气，没费周折，就考上了西城区的一所初中。
这所中学里有一个国际班，孩子们念完三年初中之后直接出国，这也是很多非京籍家长为孩子选择的出路之一。李蔷说女儿有些内向，十四五岁就一个人去国外生活，实在放心不下，“要是个男孩，我会毫不犹豫地让他出国”。
也是从这时起，李蔷的女儿真正对户口产生了好奇。“她让我把户口本拿出来，仔细地看户籍地那一栏，包括那个红印章”。李蔷看着女儿的认真劲儿，心酸极了，“我特害怕她追根究底地问我，为什么我们住在北京却不是北京人?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
实际上，这个小女孩已经背着妈妈自己上网“百度”了。家里的电脑上，有她悄悄收藏的网页，有新闻报道也有“百度知道”里的问答。“可她什么都没跟我说”，发现女儿心思的李蔷，决定保持沉默。
到了初三，“户口”的话题在家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很多时候是放学回家的女儿起头——“妈妈，我们的班某某被送回老家了，他也没有北京户口”或者“妈妈，我们班的某某转到天津去了，他说他爸妈在那儿买房了”……
李蔷开始和女儿一起讨论是回老家适应三年在当地参加高考好，还是在天津买房子拿蓝印户口好。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些折腾都是不可能的。讨论到最后，母女俩就忘了一开始的沉重，变成了纯粹地瞎扯胡侃，“回老家也好，你们都不能回去，没人唠叨我”，“妈，咱们去天津吧，天天都去听相声”……终结这场谈话的是李蔷的丈夫，“别扯那些没用的了”。
“我女儿从不说自己是北京人。”李蔷说起这个有些难过，“全班35个人就她一个没有北京户口。”女儿的性格很像爸爸，话不多，喜欢理科，爱做实验，现在每周都去中科院做实验。
“那可是国家一流的实验技术，是我将来高考时的优势。”女儿安慰李蔷说，回去考试也没什么，只要成绩好在哪儿都一样。
可李蔷知道，这些让女儿引以为豪的优势在山东根本“什么都不是”。北京和山东，虽然都强调素质教育，但小到作息时间、教材内容，大到考试题、录取比例，没有一项是相同的。“完全没有优势，”李蔷说，“光拼学习时间也拼不过，老家高三的学生晚自习要上到10点钟，北京孩子这个时间已经睡了。”
再也没有比心知肚明却要装傻充愣更痛苦的事了。李蔷看着每天乐呵呵不识愁滋味的女儿，总有点醒她的冲动——“别看你们同学，他们是要在北京参加高考的”。山东是生源大省，李蔷女儿回去考试是非常吃亏的，“山东的本科录取率比北京低二十多个百分点呢”。这样的现实，李蔷不敢实话实说，“我怕她自卑、自暴自弃，她主动提起，我也是淡化处理”。
李蔷勉励女儿时说的最多就是，“妈妈只要你认真努力，其它的顺其自然吧”。
由于在当地没有学籍，李蔷的女儿只能走社会高考序列，但有很多好大学的好专业并不对社会考生开放。“这是二次歧视。”李蔷愤愤不平却无可奈何，她希望高招政策能在一年时间里发生质变，比如，让没有北京户口但有北京学籍的孩子就地高考。
11月17日，李蔷和几位非京籍高三学生的妈妈一起去了教育部，反映随迁子女的高考报名问题，“我能为孩子做的只有这些，必须要做。”但是，希望变成了绝望，“我们等了一天也没见到主事的官员，老百姓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
那天，在教育部的传达室里，一位妈妈说到孩子可能在北京和老家都报不上名的时候，痛哭流涕，这让李蔷非常恐惧，明年在这里涕泗横流的会不会是自己?$nextpage$
孩子的每一步都是坎儿
“你是问我户口本上是哪里人吗?”王娜(化名)的普通话听不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其实，我的普通话里能听出天津味、唐山味，还有关外口音。”
大专毕业之后，王娜就到了现在的建筑公司，工作性质的原因，她要跟着工程全国各地跑，王娜说自己就曾是留守儿童。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她的父母去支援唐山建设，她和兄弟姐妹都被留在了生活基地，学习生活全靠自己，邻居们有时间就来看看，帮着打理一些小孩子干不了的事情。王娜儿时对父母的记忆是与邮差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挤在一起，听姐姐磕磕巴巴地念完信，抱头哭一场，基本就是这么过来的”。
那个时候，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还不算难过，“有兄弟姐妹做伴，可以互相安慰互相排解”。可是，即便如此，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还是会有，王娜觉得，如果是独生子女，她会觉得自己孤苦无依。
“我就是想让孩子在我身边长大，”王娜说，“女儿只能在我身边上学。”
王娜的公司在北京郊区，所以，他们的房子也买在了附近。但是，对学校来说，地理优势远不及那张户口纸，“他们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接收我女儿入学。”王娜当时质问招生老师，“为什么户口比人性还重要?”
他们最后选了河北燕山的一所寄宿制小学，每周接一次。四年级的时候，这所学校改制，全部改为走读。当时，爷爷奶奶家搬到了燕山，距离学校8公里，可按规定，不满12岁的孩子不能骑自行车上马路，没办法，王娜只能给女儿转学。
转学的过程并不顺利，可以说是非常艰难。“这边的学校要求提供很多证明，比如居委会出具的常住证明、单位的人事证明之类的。”王娜跑了无数次，费了很大劲，答应学校让孩子留级一年，总算是办成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娜第一次给女儿解释了什么是户口，“上面记着我们去过哪些地方，最后那个，就是我们户口上的家。”
“我们现在在北京，户口上为什么不写?”王娜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女儿：“因为妈妈可能还会去别的城市工作呀，到时候把你一个人留在北京行吗?”
10岁的女儿摇头，说“妈妈在哪儿，我就去哪儿”。
可是，什么都不能阻止女儿感受户口。比如，非北京籍的学生不能坐校车，哪怕王娜的家距离一个北京孩子的家只有200多米。女儿曾非常愤怒地跟她抱怨，“顺道捎我一段能怎么样啊?”
比如，她会告诉王娜，“我们班上某某的奶奶就是因为他不是北京人才不喜欢他的”。
比如，学校举行跳绳比赛，这个小女孩抱着拿第一的心思准备了好久。结果，比赛那天，老师没让她上场。闷闷不乐的女儿回家跟王娜说，“妈妈，我们班两个没上场的都不是北京户口。”
“我说这只是巧合，老师不会这样做的。”王娜突然很害怕，怕女儿会因此心生憎恨，可是，她无能为力，“我自己都认为户口制度不合理，又怎么能跟她把户口区别解释得合情合理?”
既然这个问题无法回避，王娜觉得，那就要让女儿尽早明白户口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她给女儿的解释非常成人化，“如果国家放开政策，我们可能会有北京户口，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现在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要一个人回重庆去。”
“妈妈，我不要回老家上学，我不要住校。”当时母女俩都哭了，但是王娜并不后悔选择这个“残忍”的答案，“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不想让她觉得是我们不要她才送她回老家，而是现实所迫，我们必须要在北京工作挣钱，因此，谁也不能陪她回重庆读书。”
话是这么说给女儿听，可王娜知道，再难，她也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她所在的公司为了解决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曾经为30多个父母在外地的孩子建了一个有学校也有宿舍的生活基地。可是，只办了三年就停了，老师根本看不住他们，逃学的、在外面打架的，问题特别多，“父母不在身边，谁也管不住的。”
现在，王娜的女儿成绩不错，每次考试都是前三名。尽管如此，王娜还是警钟长鸣：“你不能泄劲儿啊，必须保持这个名次，不然你就自己回去吧。”
王娜是回族，她给女儿选择的初中是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这所中学没有户籍限制，在全国范围内自主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如果考上了，王娜的女儿就可以在北京一直读完高中。虽然高考仍然要回原籍去，但走一步算一步，这已经是条捷径了，“对我们这样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来说，每一步都是坎儿”。
“我打算去考研究生。”王娜说，考上的话，我的户口会迁到北京来，等毕业了重新找个能给落户的工作，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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