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问题，已经争吵很多年了。争论的“主题词”，有时叫“倾斜的分数线”，有时叫“录取名额区域分配不公”，有时叫“高考移民”，有时叫“异地高考”。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都是指向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福利分配问题。
作为一位曾经的参与者和长期的观察者，我很佩服三位把自个儿的“脑袋”揪离了“屁股”的知识人—— 其中最“愤青”的一位，是近年来不遗余力呼吁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标准的宪法学专家张千帆教授。他自己就曾撰文称“中国宪政需要‘愤青’推动”。张千帆是上海人，在北京大学工作，本人及后代都是现有高考制度的当然获益者，但他却成了最近几年来知识界质疑高考不公的稀疏“羊群”里的“领头羊”!
从网上搜索张千帆自200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计有：《中国大学招生指标制度的合宪性分析》，《大学招生考试“多元化”的宪法底线——兼论高考分省自主命题与大学自主招生制度的违宪性》，《大学招生地域歧视的五大危害》，《走向更为公平的大学招生制度——中国问题与世界经验》，等等;发表的时评文章计有：《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建议》，《废除高考户籍限制正当其时》，《自主招生考试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北京学籍新政关键在大学招生平等》，《取消招生指标是众望所归》，《实现教育机会平等需打破高考地方保护主义》，《高考招生的各省为政》，《再论高考招生的地区指标和录取标准》，《歧视还是纠偏?——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别的合宪性检验》，等等。还曾多次组织座谈会、讨论会、联名上书，接受记者采访，等等。问题说得很彻底，很干脆，没什么“虽然……但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没留任何余地。
还有一位成名已久的学者杨东平教授，他也是出生于上海，工作在北京。与张千帆不同的是，杨东平多年来一直在呼唤“素质教育”、批判“应试教育”，呼唤“自主招生”、批判“统一高考”。大约1999年底，我在我所供职的媒体组织刊发了整版专题《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在报社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大多数负责同事认为，该报道提出的“分数线”问题及其背后的高考公平问题，与本报倡导的教育理念相悖，不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改革。也有说“北京孩子素质高”、“外地高考阅卷松”的。有关会议决定：“马上组织稿件消除影响!”“找东平!先请东平写文章!”一位“教育专家”级的、我非常尊敬的老编辑在会上高喊。
杨东平教授的文章马上就写过来了，但是却迟迟不能见报。杨东平本人催，报社相关领导也催。教育版的责任编辑把杨东平的文章拿给领导，小心翼翼地问：“这样能发吗?”领导一看，傻了眼——杨东平整篇文章的“歌词大意”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提出的“分省录取名额分配不公”问题，是非常准确的;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并且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条件;继续维护这种不公平的格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他的这些观点，完全不符合编辑部的“预期”，但文章又是我们自己求上门索来的。发与不发，成了所谓“两难”。最后，是拖到组织来的其它符合己意的批驳文章发完，又把杨东平的文章修改得面目全非，将其原本鲜明的观点修理得模棱两可，才在一个不起眼儿的位置发掉了事。
另一位简直比张、杨还要可爱的人，是《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张天蔚。2000年，北京郊区的若干小镇刚开始以“买房送户口、可在京参加高考”为号召启动房地产，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张天蔚，以“署名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在北青报——这份面向北京市民的报纸上，毫不含糊地抨击偏向北京人的现行高考招生制度不公不义。作为一个同行，我在一抻头被打趴下一年之后，读到北京当地影响最大的市民报纸如此胸怀宽广的评论员文章，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当时，在刚刚开始起步的互联网社区，京沪两地人民和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高考大省”的人民互喷口水，你骂我“素质低”，我骂你“学习差”，双方凡开牙者皆振振有辞，觉得自己真理在握。觉得己方没理的，就发闷财不吱声。像张天蔚这样直截了当承认己方没理的北京人，确实珍稀!
其实，高考录取不公这茬儿，事实很简单，道理也很简单，只是解决起来不简单而已。它就是一种由户籍特权形成的一小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既得利益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只是因为其牵涉广大的人群，所以不太有人有意愿和胆量去触动它而已。也因此，多年来，尽管京沪学生家长和知识界人士多所辩解，但被作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教育行政系统，其负责人士极少出来抬这个杠——他们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决策，因而很清楚这事儿没杠可抬。甚至，如果你上梁不正，就没嘴说下梁的歪：你们能在招生名额上照顾北京，我省里就敢给自个儿省会也单划一条分数线;有一些大学，又能在当地的录取线下，再给自己办的附中的孩子单划一条录取线;嫌照顾附中的孩子面还太宽的话，就干脆直接给本校教职工子女一个优惠分数……当大规模的高校合并开始，有些“吃进”学校比较多的老名牌大学甚至发生过“群体事件”，被合并高校的教职工群起“闹事”，要求享受同等的子女高考优惠，搞得神圣的大学校园乌烟瘴气。
近年越来越引人瞩目的“特长生加分腐败”和“保送生腐败”问题，其实与“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源出一处。
说起这事儿，还得表扬教育部门两句，因为他们曾经真诚地努力过。早在1996年夏季，当时的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就曾公开表示：1997年，除师范院校和外语院校外，全国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的工作将暂停。这是登了报的正式决定，却无疾而终。当时，相当多的高校还在国务院各行业部委辖下，这些部委的干部当然愿意为自己学习不争气的孩子保留一条免试保送的通道。教育部门的这个决定，当然就贯彻不下去。高校大调整后，绝大多数原行业部委高校被划转给了教育部门管理。2000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吴湘韩调查披露湖南发生的“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其“情节严重”程度引起举国震撼，教育部门这才得以顺水推舟。2001年3月，教育部对保送生政策进行调整，规定只有省级优秀学生、奥赛获奖者等4类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具有保送生资格。当年，全国保送生总数锐减80%。
而在高高的京和沪，像张千帆、杨东平、张天蔚这样掌握了一点话语权并且又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张嘴说两句真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人们不承认简单的事实，不接受简单的道理，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没必要解决。或者开明一点的认为，相比呼唤“素质教育”、“自主招生”这些教育改革的“首选目标”、“主要矛盾”，“教育不公”是次要的事情。决绝一点的更认为，提“教育不公”问题就会强化“应试教育”妨碍“素质教育”，就会强化“统一招生”妨碍“高校自主”，所以最好对其视而不见!甚至还有些文化人认为，只要大学有了招生自主权，“教育不公”的问题就将自然消失!——这跟后来法学界许多人坚决拒绝面对“司法腐败”问题，坚持一切都要等“司法独立”先实现了再说一个样子。你问：为什么许多大学对自己的教职工子女降分录取?他答：因为大学没有招生自主权。你问：为什么许多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他答：因为司法不独立。
不管“教”外之人把“大学招生自主权”吹嘘得多么神圣，只要这项权力不在透明的状态下行使，其连动机带效果就都难免让人生疑。有些大学的管理者把话说得很白。教育部发文赋予几十家重点高校5%的“自主招生”权力之后，有些地方高校领导理直气壮地提意见，向上级要求同等待遇：“光是那些重点高校在社会上有关系要处理吗?我们也同样有好些关系要处理!” “自主”地走后门可以，“自主”地追求公平则不可以。
与张千帆同为宪法学教授的徐显明，上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率先“自主”地提出该校招生名额将按人口比例均等向各省分配，空谷足音，轰动一时。但过后，据知情人士披露，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招生比例其实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也是，如果这个学校搞成了，引来各大驻京高校群起效仿，怎么办?背后废了徐校长武功的利益集团，行事是多么低调啊。
“大学招生自主权”、“素质教育”等等冠冕堂皇的口号，被既得利益阶层拿去充分利用，一个原本毫无正当性可言的制度，就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在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干扰下，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就失去了紧迫性。1996年“保送生工作暂停”的决定作废，其中有一个原因，据说是有领导表态，素质教育就剩这点儿绿地了!但在2001年限定只有4类高中生具有保送生资格之后没几年，“保送生”的口子又越开越大。素质教育的“绿地”是留下了，“后门”窟窿也越拆越大，快把后墙推倒了。
本来，曾有一次天赐良机扭转这一局面，把张千帆教授千呼万唤的“取消招生指标”、“废除户籍限制”背后的实质要求予以兑现。那就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的将近十年的“高校大扩招”。对原有的“存量”重新进行分配，即使理由再正当，京沪地区的考生家长们也不可能答应。
通过增量调整，每年在人口大省多扩招点儿，在京沪等“分数线低”的地方少扩招点儿，经过数年这样的“无痛”积累，就可以逐渐使各省“一本”录取名额与其人口总数的比例达致均衡。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甚至当时也没有很强的舆论压力推动扩招往这个方向走。 于是，高考不公问题就仍是中国一道每年一度撕裂流血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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