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曾经不无得瑟地夸耀说：“我的长镜头一举，快门哗哗一响，迷倒女生一片。”而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没有长镜头的装饰，不会有太多女生为他倾倒。
不过这倒暗合了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书中的说法：相机的造型和结构，都很容易让人对其产生某些性方面的联想。为了恪守我们早已习惯的“尺度”，我回避了她所使用的那个直接而触目的男性器官称谓，但即使复述得如此隐晦，我想大多数读者还是能立刻明白我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也正如桑塔格的进一步推论：无论多么生动和神似，这种直接的隐喻和联想还是过于肤浅，这个联想后面更深一层的隐喻，其实是在“拍照”过程中，摄影者借助相机对被摄对象的侵犯和强暴。
除了出现在新闻事发现场的摄影记者，拍摄行为最集中发生的场合，无疑是旅行途中。有人把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地的行为，不无刻薄地归纳为“上车睡觉，停车撒尿，到点拍照”，我则把它改造成了更简洁的“我到了，我尿了，我照了”。但这种以景点留影为目的的拍照行为，产生于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共舞，倒不太具备侵犯和强暴的特征。真正的侵犯，是那些四处端着长枪短跑，拉开架势准备“捕捉”些什么的人们。
在以前的一篇博文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藏区，尤其是牧区，当我们“明目张胆”地将镜头对准藏民时，总是男性藏民表现得警惕而不够友好，甚至威胁动粗或以“天价”而拒绝拍照。而女性藏民却大多友好和善，积极配合。总想拍的更“真实”，因而被拒绝最多的腾云(一位驴友)认为，这现象证明男人与外界交往较多，因而“学坏”亦重;而女人相对原生，因而亦更纯朴。而我以为，男人，尤其是传统社会形态下的男人，总是承担着“守土”之责，对一切侵入者保持警惕。而穿着鲜艳的冲锋衣，举着相机瞄准他们的我们，实际上是一群精神上的入侵者，那种不由分说的姿态，其实很不友好。
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桑塔格的著作，但我在实际行为中的直接感受，竟与她通过“读图”而归纳出的理论如此惊人地一致，可见摄影这一行为所隐含的意味是如此地显著，以致根本不是什么需要发现的秘密。
其实即使没有相机构造引发的联想，拍摄行为本身的侵犯意味，本来就在于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之中，捕捉与被捕捉、记录与被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并不平等的关系。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可以佐证这种关系：同样是出门旅游的中国人，出国游客手中的相机，大多对准同行的旅伴，为其留下置身异域的倩影;而在国内旅行，尤其是深入偏远乡村的时候，游客们手中的相机却会不自觉地对准粗陋的村舍或沧桑的面孔，却很少对准自己的同伴。在通常的理解中，贫穷的乡村更震撼人心因而更值得记录，也就更容易成为摄影者关注的对象。但每个摄影者都心知肚明的是，对着贫穷而沧桑的面孔举起相机时，他的心里会更加自信和坦然，这种心理的优势让他可以不费踌躇地伸出镜头，甚至从来都不用费心考虑，出现在他镜头中的对象，是不是愿意被他的镜头所“捕获”。
在一次藏区的旅行途中，摄影行为的强迫和侵入意味，竟以一种残酷的面目呈现在我面前。
在旅游大潮的裹挟之下，圣湖纳木错也无可逃遁地被开发为旅游景区，吸引游客的同时也为当地藏民提供了生意，孩子们的生意，则是露出灿烂的笑容，依偎在游客身边充当留影时的活动道具，前提当然是游客要为此付出一点微薄的代价。我的一位同伴揽着三个孩子，留下了一幅颇为温馨的画面之后，却为几块钱而和其中一个大约6、7岁的女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的同伴坚持事先约定的每人一元的价格，女孩却执拗地要求以快门按下的次数收费。这场年龄悬殊、语言不通的争执，由于双方的坚持原则、各不相让而变得极其荒诞。过早介入商品交易的孩子，在与各色游客的斗智斗勇中变得狡诈、刁蛮，在各地景区都是寻常的景象，但眼前这个女孩却不惜翻滚在地、哭号不已，其弱小身躯表达着远远超出几块钱得失的委屈和愤怒，她的充满恨意的眼神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这一点。在我如数付给她所要求的几元钱之后，小女孩拉扯着妈妈的藏袍蹒跚远去，她的仍在抽泣的背影，让我相信刚才的一幕至少不是完全的演戏。那么，究竟是我们的哪些行为，触怒了这个已经会在镜头前绽出职业笑容的女孩?把女儿临时“租借”给游客拍照，然后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地观看着这一幕的母亲，心里又在想些什么?
除了挣到几块钱之外，游客们的拍照行为几乎不会在这些游荡在湖边的女孩生活中，留下任何有形的印记，尽管在不同的镜头前面反复绽放的笑容，会跟着无数相机的主人流散到她们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地方，但她们自己却几乎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笑脸。可是这段必须不断面对各种镜头的童年经历，注定会在她的心里留下什么，而且作用于她未来的生活，只是这一切她们自己或许并不自知，那些曾经租用过她们的游客，对此也无暇顾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无数个强行介入到“原生”景区的镜头，固然为那里的百姓带来经济的改观，但伴随着哗哗的快门声而倾泻到他们生活中的“现代文明”，究竟在他们原生的文化基因中嵌入了些什么，或许是拍摄的我们和被摄的他们都还无法获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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