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1日上午10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下称WTO)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会场讲话。这位69岁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胡锦涛表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积极化挑战为机遇，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入世”十年，中国在经济规则上发生了重大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受WTO、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更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在WTO阵营内部、经济全球化治理上开始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受迫规则
1986年，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开始，超过100个国家参与。在那一年，中国正式申请“入关”。
乌拉圭回合谈判包括传统的货物议题和新议题，前者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热带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服装、农产品、保障条款、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问题等;后者则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
协议在8年后达成，农产品和纺织品被纳入自由化轨道，并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货物和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获得改善，关税进一步下降，历经乌拉圭回合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税平均降低1/3，并通过谈判达成了服务总协定以及知识产权协议。
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的“全民增量”改革已经逐渐转为部分群体的“减量改革”，国企大面积亏损、工人下岗;“三农”问题凸显，农民负担沉重。一系列经济、社会难题一起浮出水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令沟壑难平的中国经济平添变数，面对经济减速难题，一时间，有关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不绝于耳。而华盛顿的美国国会，仍然在一年一度地审议着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1998年政府换届之时，城镇社保体系开始搭建，显然是应对国企三年解困之策。同时，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包括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等8个行业部委被撤销，降格为行业协会，官方宣称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心里，则很清楚地明白，“入世”谈判的又一块根硬骨头，在“硬骨头”总理朱镕基的坚持下被啃了下来。2011年8月，吉林长白山民营经济研讨会期间，龙永图对记者如是回忆。
通过“入世”填平经济增速的缺口，已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共识，2001年12月11日，中国带着遵守乌拉圭回合谈判规则的诺言，正式踏入了WTO的大门。
规则的转变从此有了更直接的动力。2011年12月11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入世”论坛上发言称，中国不断扩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市场准入，不断降低进口产品关税税率，取消所有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大幅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达到并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中国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不断提高。
一台30万元的中级轿车，“入世”十年之后逐渐降价到了15-25万元区间，通用、福特、大众、丰田、本田、标志、雪铁龙开始全面进军中国，而这一切，均源自“入世”之后对汽车产业原有保护政策的清理，合资品牌车开始走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WTO规则对中国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最核心的政策。2003年秋天，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其中，“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一直到2009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仍然对这一《决定》颇为嘉许，他在一次研讨会期间告诉记者，《决定》的出台，与“入世”有着直接的关联。
尚方宝剑之后，包括《公司法》、《行政许可法》、《企业所得税法》(即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物权法》等多部法律获得制定或修订，现代企业制度开始生根。
在政府层面，一个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特设机构在2003年取代了原来的8个工业部委，生出无数WTO规则下的故事，已是后话。$nextpage$
产能释放与升级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将纺织品纳入自由化轨道之时，已经有人预计，如果中国“入关”，将对世界纺织品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中国10年之后的表现，却已经大大超出了预期。
进入2005年，“入世”头3年的纺织品配额限制被取消，中国纺织品出口开始出现井喷。尽管2005年第一季度的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仅为19%，但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王宇告诉记者，在纺织品的一些行业，同期的出口以翻番乃至10倍的速度增长。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5年2月中国向美国出口服装达到6.5亿美元，较2004年同期增长了147%;向欧洲出口服装达到7.8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8%。而根据美国商务部2005年4月1日公布的数据，一季度，美国对中国的棉织衬衫和裤子进口分别达到7830万件和7410万条，分别同比增长了1258%和1521%!
青岛一家贸易公司业务部主管称，在当年“五一”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相当于2004年全年的出口任务。
“又是WTO”，王宇叹道，“全球纺织机械的一半在中国”。
如此井喷，换来了欧盟和美国的WTO“特保条款”，以求限制中国出口。不得已，中国自己采取了出口自动许可，王宇回忆，“比如袜子，那一年的年初就封关了”。
类似的还有鞋业。2010年，中国生产各类鞋总计120亿双，如此巨大的产能，等于每个中国人一年要穿9双新鞋。除了出口，中国鞋业别无选择，120亿双鞋当中，100亿双被运到了国外。
一方面，如此巨大的低端产能，令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一度慨叹“8亿件T恤才能换回一家空客”，另一方面，沿海土地、工资等成本不断上升，令低端制造业举步维艰。温州东方打火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对记者表示，加入WTO10年，该公司的利润率已经下降了10倍。10年前，是50%;如今，不足5%。
肇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外需环境，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越来越多地为决策层所强调，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调结构”仅仅位列“保增长”之后，而位列“防通胀”之前。
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薛荣久的统计，中国“入世”十年，中国货物贸易结构在缓慢优化。出口货物贸易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从2002年的8.77%下降到2005年的6.44%和2009年的5.22%。同样年份，进口货物贸易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从16.69%提高到22.38%和28.88%;制成品所占比重从83.31%下降到77.62%和67.14%。
同时，其他半成品贸易顺差加大，机械和运输设备从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且顺差增额很大;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制成品一直是贸易顺差。它们说明，钢铁竞争力在提高，机械和运输设备竞争力显著提高。
“入世”十年之后，华为、中兴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已经位居第二和第五并大有继续后来居上之势，显示出中国在高端产品领域并非一片空白。薛荣久表示，列入《2011中国品牌年度发布》的候选著名品牌，国内企业达到80个，其中能源、信息产业、食品餐饮、健康时尚、化工建材各为16个;综合企业集团16个;外资品牌18个。中国在高端产品区档内是有所作为，而不是深陷“低端贸易”之中。
主动规则
2011年10月下旬，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公开宣称，将致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化解欧债危机、就欧盟稳定基金扩容一事向中国求助。
对于萨科齐的这一举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表示早已司空见惯。他告诉记者，一个新的国际政治体系正在或已经形成，G2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转折点仍然是金融危机。2008年10月，G20首届峰会在美国召开，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萨科齐一样，提前与胡锦涛商量起峰会的重大议题。
“G20就好比政治局，常委只有两到三位”，王缉思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固定的常委，轮值常委则有G20峰会的东道国担当，每次峰会开始之前，一定是要有三个人坐到一块儿商量好峰会议题，峰会才能顺利召开的”。
“入世”十年，中国国力今非昔比。2001年，中国GDP仅为1.16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六;2010年，中国GDP为6.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入世”十年，令人印象最深的“井喷”则是外汇储备的增长，2001年，中国外汇储备仅为2121亿美元;10年之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货币概览”栏最新的统计，至2011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超320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萨科齐向胡锦涛求助的直接原因也正在于此。
“WTO的规则没有变，世界贸易的仲裁尽归于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说，“但是，由于中国的崛起，经济全球化的议事规则发生了改变”。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发出了自己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的声音。2009年3月下旬，在G20伦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表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直言“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将矛头直指彼时不断贬值的美元。
周小川在文章中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他认为，SDR(特别提款权)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尽管美元霸主地位在短期内无法动摇，但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国际经济治理的场合。2009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赴任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同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时任副行长朱民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总裁特别顾问，并在2011年“转正”为副总裁。中国在国际货币组织内的投票权从2009年3.65%激增至2011年的6.07%，仅位列美日之后。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步前行，人民币作为未来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已呼之欲出。张汉林说：“世界经济最近两百年间，每隔百年换一种储备货币，19世纪是英镑，20世纪是美元，谁敢说21世纪里会不会变成人民币呢?”
而中国在依托WTO红利跃升至世界第二之后，更有责任的大国形象亦在倒逼中国转型。2011年12月15日，WTO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为延续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排雷”。与乌拉圭回合谈判不同的是，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等发达国家阵营希望将国内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气候谈判)、劳工政策、投资政策列入议题，遭到发展中国家强烈抵制。
“这些与贸易并无直接关联的政策，恰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FDI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说，“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全球化、透明化的国家，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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