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欧洲需要的不是“拯救者”
面对危机，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和欧洲国家政要开始将目光投向看似“财大气粗”的金砖国家，希望他们慷慨解囊，把欧洲从经济衰退的泥潭中拯救出来。更有欧洲媒体把中欧金融合作与20世纪初欧洲在亚洲地区的金融扩张相提并论。
针对中国和金砖国家是否应该“救助”欧洲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日前召开的第四届世界政策大会上回答说，欧洲媒体不断炒作所谓“救助”这个词容易产生误导。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实体经济实力雄厚，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欧洲需要的不是“拯救者”，而是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伙伴。当前，欧洲面临债务危机等严峻挑战，正在积极地寻求解决办法。
她说，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的技术来源地和投资者之一。欧盟能否克服危机不仅与世界而且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一直表示，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信心，也相信欧洲有智慧、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媒体把中欧金融合作与20世纪初欧洲在亚洲地区的金融扩张相提并论，这是无稽之谈。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政策，无意也不可能以金融作为工具对欧洲国家进行控制。
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需“顶层设计”
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主要是为了强化政府管理;也有人说，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强国家、弱社会;还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日前撰文指出，“我更倾向于第三种看法，因为这是目前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当前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管理体制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管理和驾驭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各级干部都比较熟悉管理经济，经济管理和经济宏观调控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体制机制。但从社会管理来看，各级干部还相对陌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哪些事情要加强政府监管?哪些事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降低管理成本?哪些事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和自治?哪些事情要引入市场机制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诸此等等，都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在实践中落实到位。
他说，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这也许就是“顶层设计”吧。
樊纲：中国经济尤其要防泡沫
由于目前欧洲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将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保持自身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日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中国经济论坛2011-2012房地产盘点与展望峰会”上指出，一切危机都是泡沫，泡沫来袭，要经历很长时间的恢复期。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要防泡沫。要吸取两个教训：第一，要防泡沫，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和泡沫当时的状态，而是泡沫之后的事情。他说，防泡沫化很重要，不让大泡沫出现，只有防住大泡沫才能防住危机，中国需要避免各种危机的产生。我们都希望中国在几十年内高增长，也盼望中国的房地产高增长。
樊纲还谈到，要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一定要考虑入不敷出的问题。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率8.9%，拥有资金且愿意做好事，但要把握好规律，否则将受累于社会福利。例如欧盟有两百万人罢工，原因在于社保制度的改动。
巴曙松：经适房不应算作保障房
经适房和限价房本质上是商品房，并不属于保障房范畴，所以坊间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应该动用政府的财政资金去建设私有产权的即将转化为“商品房”的“保障房”。
在近日召开的“第三届地产中国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说，对保障房要有清晰的界定，要消除商品房和保障房之间的交集区域，特别是把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排除出保障房的定义。“现在一部分保障房是享受政策补贴的商品房，这种商品和保障区域的交叉重叠，最终会导致分配不公。”
他认为，保障房应以廉租房和公租房为主。廉租房建设重点在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公租房建设重在市场化运作和货币政策管理。公租房主要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夹心层，比如说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这部分只租不售。棚户区改造部分在基本完成之后，也应该退出保障房的概念。
他说，目前，针对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和低收入者的公租房今年只占30%。针对中低收入家庭棚户区改造，两者合计占比达到60%以上。
他还表示，保障房覆盖范围的建设目标应以城市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作为测度标准。城市的低收入阶层最需要保障房，应该是保障房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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