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界流传着关于美国外交的一个笑话，说美国外交就好比爱尔兰的蛇——因为爱尔兰根本就没有蛇。
这种对本国外交的虚无主义在中国也存在。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外交总在被动应对，多赖本能反应，处处捉襟见肘，常觉四面楚歌，所谓大外交、大战略，根本谈不上。更有激进者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外交软弱无能，拖了国家的后退。
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现代以来创造了多么不易的一段外交传奇。殖民主义时代，没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受到过“八国联军”入侵。那些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欧洲殖民列强，前十年还在非洲明争暗斗，后十年就将在一战中鱼死网破。他们联合起来入侵一个国家，只有中国。
冷战时期，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要么站在美国一边对抗苏联，要么站在苏联一边对抗美国，要么两不沾惹以求自保。数十年间下来，与两个超级大国都分别进行过直接战争的，只有中国。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外交看起来似乎仍然捉襟见肘、步履维艰。但在二十多年摇摇晃晃之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公认的具有核心影响力的大国，从全球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了聚光灯的中央。中国外交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
夹缝中生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从断交开始。
1949年初，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和思考之后，毛泽东在西柏坡用两句带有中国农村色彩的俗语，向惴惴不安的国际社会宣布了新中国的两条外交原则：“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换句话说，新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外交关系，所有外交人员先都清出去，然后再请进来。
不知道当时的西方列强如何手忙脚乱地破译这两句话的表面和潜在含义。相信他们在研究后发现，这不符合国际惯例，但绝对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气质。当时的中国，急迫地期望建立统一的国家，开展独立自主的新外交。而列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两面下注”的态度，以及利用外交机构干涉中国革命发展的做法，促使毛泽东做出了“不破不立”的战略决策。
一件小事可以体现当时中国外交局面的复杂性。1948年，中共曾经指示解放军对外国驻华机关采取保护措施。但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秘密筹备准备南下平津，因而在沈阳收缴电台，以保护军事情报。东北野战军向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出“代管电台、建交后归还”，遭到美国总领事的强硬抵制。国际舆论为此大肆炒作，宣布将此作为中共政权“是否遵守国际惯例的试金石”。中共丝毫不惧压力，最终对美领馆采取了强制措施，以一种强硬的独立自主姿态，打响了对美外交第一枪。
其实，当时的新中国并没有想到，被“请出去”的西方外交人员，居然要20多年后才会重新回来。在冷战的铁幕缓缓降下之际，面对美苏两大霸权，绝大多数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都希望选择“第三条道路”，在美苏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独立发展的空间。新中国在与美国尝试接触失败以后，随着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海局势的恶化，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加入苏联阵营，但从来没有丢失过独立自主的外交气质。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外交哲学，在一开始就预埋下了中苏分裂的种子。其实，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桀骜不驯”一直相当忌惮。早在1942年，斯大林就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国际主义感发扬不够的党”，是“一群一旦经济处境改善，就会忘记政治倾向的土地改革者”。但在疾风骤雨的冷战高潮期，中苏毕竟结成了战略同盟，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中遏制了美国势力的扩张。朝鲜一仗，换取了美国数十年在军事上对于中国的忌惮和尊重。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美苏开始缓和，出现“大国合作”联手主宰世界的局面。这很快与中国外交骨子里的“反霸”精神发生冲突。当时，美苏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遍建军事基地。可是当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时，毛泽东说：“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苏联人发现，中国人原来从来没有真正“一边倒”过。中国人既然宣布自己站起来了，就不愿再拜倒在任何人的石榴裙下。中苏分裂以极其激烈的方式快速演变，直至爆发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战斗。
中苏军事冲突爆发以后，中国面临非常危险的外部处境。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可能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时候，联手美国对抗苏联军事霸权就提上了中国外交的优先日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的外交手腕下，中美之间迅速接近，并很快实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跨越大洋的握手”。1979年，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被请出去的客人终于回来了。
中美恢复正常外交关系，标志中国外交确立了不与大国结盟、灵活自主、实用主义的当代外交风格。七、八十年代，中国在美苏两强之间基本游刃自如，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打下了良好“群众基础”，利用与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迎来了第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薄冰上行走
1989年，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了国际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中国外交在80年代的好时光嘎然而止。
从这时开始，中美关系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核心问题。迫在眉睫的忧虑是，苏东剧变使得中美在70年代建立起来的“联合反苏”战略合作失去了基础。美国在战略上无求于中国，而国内反华势力在冷战胜利带来的新一轮意识形态狂热之中，围绕政治制度和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舆论攻击、政治围堵和经济制裁。
更长久而深刻的矛盾是：苏联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已经倒下了，美国下一个威胁在哪里?在经济上蓬勃上升、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有重大分歧、在外交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成为美国部分鹰派势力的眼中钉，对中国进行遏制、挑衅的欲望不断加强。
当然，中国外交这个时候也开始有了一根“定海神针”，那就是中国抓住80年代难得的机遇期、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对外经贸关系和经济吸引力。在华投资的西方大公司和其他受惠于中美贸易的利益集团，成为了美国国内平衡、稳定中美关系的主力。
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90年代初关于 “最惠国待遇”的风波之中。对于美国鹰派来说，打击中美贸易关系就直接打击了中美关系的根本基础;而对于美国工商界来说，对华经贸关系是利益的底线。1991年和1992年，美国国会两次提出“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两次被总统否决，国会又两次试图推翻总统决定。这么激烈的斗争，在美国政治中是非常罕见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外交“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随着1992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中美经贸关系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期逐渐稳定，中美在政治上也初步建立起了所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逐渐占据军界和政界的主流，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甚至直接挑衅不断加强，中美关系剧烈波动，甚至一度走到擦枪走火的边缘。1996年，美国接受李登辉访美，引发中国在台海军演，美国派两艘航母出动“观察”，中美在东海出现军事对峙。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美军侦察机入侵中国领土，迫降海南陵水机场，中美的军事摩擦不断升级。
面对中美深刻的机构性矛盾，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严格恪守“韬光养晦”的要诀，力保中美关系大局稳定。在对美“守拙”的同时，中国在周边和全球力求“有所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和俄罗斯、欧盟都建立了良好的战略互动关系，在亚洲则抓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局势，提升中国形象、推动地区合作发展。中国利用以互助共赢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逐步打开了外交全球开花的新局面。
聚光灯下成长
2001年底，中国苦心孤诣的“守拙”终于等来了中美关系的战略转机。“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美国将战略注意力转向中东，中美在反恐问题上重新出现了战略合作的基础。来自美国方向压力的减轻，为中国外交迎来了第二个战略机遇期。
这一时期另一个对中国外交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本身主要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不乏对宏观外交战略的深远谋虑。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的基础，是双方的经贸互惠和经济相互依赖。外国公司的在华投资、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外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是中国外交的“定海神针”。美国虽然把战略注意力暂时转向中东，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只有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让中美经济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才能最终摆脱被动局面，把握更多杠杆，平衡中美关系。
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想到，“入世”以后的中国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功。十年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近四倍，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更是爆发性增长。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并成为欧盟、俄罗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
2006年以后，当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从中东的泥潭中抽身，重新把眼光望向亚洲的时候，发现中国已经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了。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日益增大，“中美国”的相互依存格局已经深入定型。
更重要的是国际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崛起的新兴国家和老牌的西方国家，需要对话、沟通和融合，这不只是联合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也不只局限在哥本哈根讨论的气候问题。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印度、巴西，要讨论的是如何重构未来世界秩序，如何让新的权力和平崛起和顺利融入，让世界继续保持和平和发展。那么，谁是这些“新来者”的代表?在美国看来，只有中国。这是美国战略家提出“G2”框架的宏观背景，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中美关系是本世纪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弦外之音。
然而中国很快否认了“中美共治世界”的说法，这是出于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政策的恪守，也折射了“反霸”传统在中国外交中的深刻精神传承。但也许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的“守拙”。如果中国现在不要“共治”，那难道是想有一天“独霸”?“韬光养晦”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深远的野心?
最让美国怀疑的是，中国在美国面前处处“韬光养晦”，可在亚洲地区却不断“有所作为”。10年间，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如火如荼，出现了“10+3”机制、东亚峰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大量地区合作机制。而美国在这一进程中似乎越来越被排除在外。因此，美国决心要“重返亚洲”，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领导下的“中美共治”，首先要从亚洲建起。在美国的挑动下，平静了10多年的东亚政治在2010年以后频起波澜，引发地区国家的忧虑。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全球政治的聚光灯下，中国必须进一步向外界清晰阐释自己的外交哲学和外交目标，明确界定国家利益的范围，提出中国对世界发展的期望。2011年9月，中国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许预示着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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