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中美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直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正在美国为武装暴动推翻满清政府找钱。美国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经费的主要来源，美国的共和制度也是孙中山等人对中国新政治体制设计的蓝本。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而共产党的建立又与美国总统威尔逊1919年在巴黎和会主导的《巴黎和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17年，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条”，以推进民族自决和捍卫民主的名义出兵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盟国之一，期待美国总统战后为中国撑腰，从德国人手里收复胶东半岛。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抵不住崛起的日本国的压力和威胁，最后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换取日本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胶东半岛得而复失。消息传到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五四”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黯然失色，苏联的共产主义光芒四射。
1931年，9•18事件爆发，日本公然违反美国主导的“门户开放”政策，试图并成功将中国东北变成了殖民地。小罗斯福总统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是由于国内的孤立主义甚嚣尘上而无能为力;他向中国开启了“租借”大门，使得蒋介石得以坚持抗战。
1941年，中国国共两党一面摩擦，一面抗战，打得十分艰苦，对能否成功抵制日寇的侵略并没有定数。美国政府被弥漫的孤立主义情绪所绑架，一直主张不能不抗击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小罗斯福总统悄悄跑到大西洋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见晤面，之后发布《大西洋宪章》，宣布美英会共同努力缔造世界新秩序，为实现“四个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奋斗。12月7日，丧心病狂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终于从后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国共分歧不小，但对美国进入太平洋战争都抱有厚望——美国对日宣战，日本人强占中国领土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纠纷公开化、暴力化。美国呼吁国共和谈，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阴错阳差，国共双方都口是心非，内战开打。杜鲁门总统派德高望重的马歇尔将军赴华斡旋，他前脚走，国共后脚就又兵戎相见了。美国高层遂作出不能干预中国内战的决定，但是对国民政府提供了各种支持，使得几年后在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对美国疑心重重，厌恶有加。
1949年不一定非是中美之后三十年互不承认的时刻，然而华盛顿受冷战思维的禁锢，中共对战后重建支援的需求和国际尊重的要求使得毛泽东高调宣布“一边倒”和“别了，司徒雷登”。次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不宣而战，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和在中国的存在随之烟消云散，成了共产主义的死敌，中国人民志在打败的野心狼。
1968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毛泽东信不信当时美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有待考证，但是当时7亿人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出人意料的是，因与莫斯科交恶，中国自己陷入可能被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的可能。
1972年，为尽快结束越战需要打“中国牌”的尼克松和为有效遏制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觊觎需要打“美国牌”的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握手”。西方一些学者指出，这是中国抛弃前嫌，接受美国领导制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开始。不过，中美从结为仇人到变成朋友的过程并没有最后完成。
1979年，邓小平和卡特顶住各自国内“左”的和“右”的势力的阻挠，毅然决然建立外交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终于可以将意识形态的不同置之度外，为了对两国和全球更为重要的和平与繁荣走到了一起。
1989年发生的事情使得中国和美国长达10年的“蜜月”突然断裂，美国转眼之间就成了试图颠覆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改革的穷凶极恶的“黑手”。从此，两国的关系时好时坏，经常扰乱中美关系的是美国的对台军售和把贸易与人权挂钩，另有诸如李登辉访美和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突发事件将中美关系推入更深的低谷。
9•11是一个转折点
美国因9•11进入冷战后新型的“穷兵黩武”的年代，军工企业突飞猛进，基础建设步伐缓慢，国家赤字飙升。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能说直接由9•11造成，但是美国深陷中东战事使得经济的复苏大大缓慢，而围绕中东战事和经济危机展开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竞争每况愈下，已经转为双方都不退让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大大降低了美国政府的治理效率。
对中国来说，9•11是一个福音，是战略机遇期到来的最大因素，是中美关系从争斗变为利益攸关的伙伴的关键，是中国崛起的前奏。
小布什出任总统不久就在白宫玫瑰园接受采访时宣布如果大陆敢于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会动用所有的手段保卫台湾，一举打破了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持有的“暧昧政策”。2001年4月，美军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机在公海领空相撞，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百姓也因为间谍飞机机组被中国扣留反华情绪高涨。如果没有9•11，中美关系虽然不至于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但是一定会进入一段非常艰难的阶段。9•11之后不久小布什到上海参加亚太经济会议，与江泽民主席会面;次年，江主席到小布什老家的农场做客，中美不算是战略伙伴，但已经在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结成了统一战线。
美国忙于“保家卫国”，中国得以在没有外在威胁和压力的情况下大踏步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扶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因为战略要点在中东战事并动用所有的“政经资本”稳住欧洲国家不从伊拉克、特别是阿富汗解套，美国因此无暇过多干预台海的问题。陈水扁的多次挑衅皆受到华盛顿的严厉指责。2005年，胡锦涛主席邀请国民党元老访问大陆，开启了台海关系大逆转的新篇章。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与北京配合默契，台海从你争我夺变为共同致富。尽管美国还在继续对台军售，但是从最近是否对台出售F16C/D的美方立场来看，似乎白宫远不如以前强硬。最后，美国因战事和“房事”大规模举债，在世界出现全面金融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居高不下，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之一。$nextpage$
美国衰而不弱，中国崛而不强?
近年来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1989年资本主义拯救了世界，2008年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句话多少也能用来形容中国很多学者和精英在9•11十周年之际的“美国情节”。国防大学的张召忠在自己题为“9•11事件10周年，美国该反思些什么”里写到：“美国，应该多动一些心思，与自己的盟友勾心斗角，最好是少招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朝鲜人、越南人、中国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都是不好惹的人!”复旦大学的沈丁立在《环球时报》的文章里指出“基地与美国，一百年不会言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说，9•11前美国领导层已做了重要战略部署，要把美国的战略武器和海空军力量东移，这显然是针对中国。“9•11发生后，如果不是把上述争论画上句号，至少画上了顿号”，“这是中国共产党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好机会”。美国西东大学的汪铮著文指出，“9•11之后的十年是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十年。在美国深陷两场战争的十年之中，中美关系发生了质变。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到了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地步。特别是，十年间的快速发展使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这十年，对美国来说是最坏的十年，对中国来说，却是大发展的十年。”
其实，早在纪念这个中美关系的转折点10周年之前，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和精英就已经有了中国正在赶超美国的飘飘然和不再把美国放在眼里的傲慢。在复旦做特聘教授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成了国家公务员的必读书，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和清华大学的胡鞍钢著书宣称中国是世界唯一可以而且能够赶超美国的大国，中国走的是“人间正道”。军事科学院的杨毅将军在去年美国对台军售时曾严峻地指出，中国必须制裁那些制造台湾购买的军工产品的跨国公司。国防大学的孟祥青教授也提出10年之后中国需就军售问题与美国正式摊牌：“我们必须不仅给美国，而且要给全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当中华民族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有采取反措施的权利和能力，必须通过反措施使对方付出相应的代价，受到相应的惩罚。”
并非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都在中美较量中看好中国。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相当认同阴谋论，认为美国高层早有共识，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抑制中国的崛起，并最后让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国防大学的刘明福在其畅销书《中国梦》里充分描述了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种种伎俩，而军旅作家戴旭更是在《C型包围圈》里宣布美国已经到了最后对中国采取战略性打击的关头。
另有一部分人既不同意美国衰败论，也不附和阴谋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而撼动，美国依然是中国不能望其项背的超级大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宿景祥认为，“美国10年来战争获利甚多，世界霸权更突出”。
极具影响的博文作者钱文君不但认为美国的国力没有消减，还坚信美国所代表的理想和主义依然是世界人民所向往的终极目标。他在题为“9•11十周年”的博文中指出，“从‘9•11’成功袭击美国，到十年后只能在自己家里扔炸药包，颓势是明摆着的。”等到阿拉伯之春结出果实，“中东人民的权利意识必然会净绝恐怖主义的老根，人类文明便会又越过一个瓶颈，踏上更宽阔的坦途，”
在9•11之际，也还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反思当初对美国所遭受的空前灾难的“幸灾乐祸”。《青年参考》的文章“为当年幸灾乐祸是他们对9•11最好的纪念”在网上流传很广。这篇文章写到，“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有各种批评，9•11是否由美国长期的‘霸权主义’政策导致?美国应对9•11的方式是否正当?不同的观点可以交锋，互相辩驳，但这种讨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这场导致数千名无辜者死亡的灾难，以及制造灾难的恐怖主义，是不可容忍的。这一前提是人类善良和慈悲的底线，不能突破。”
2011年，中美关系进入新的拐点
从中美交往的最近100年来看，中美关系融洽的时候常常是两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段，而中美关系的断裂不仅会给两国带来伤害，而且殃及池鱼。2011年，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拐点。
在美国，在高层，从总统奥巴马到国务卿克林顿和国防部长帕纳塔，再到国会参众两院，都间接或直接指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地位，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因此美国必须重返亚太。在中层，从美国的企业到媒体都不断炒作中国操纵汇率、盗窃美国的商业和科技机密、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在底层，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日益加深。更为让人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反思美国的对华关系，并反复指出，一、美国1979年之后允许中国在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情况进入全球化过程的决策值得反思，是不是有“引狼入室”之嫌;二、当初认定市场经济可以最终改变政治体制的信念是不是一厢情愿，中国不会也不肯推进政治改革，接受普世价值。
在中国，尽管高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示中国没有能能力和意愿挑战或取代美国，中层的精英不停鼓吹中国正被美国包围，美国不能忍受中国的崛起，亚太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多的不恭不敬都是美国教唆和挑逗使然，甚至连北大的校长这样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重任的教育工作者都会不负责任地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而读者不计其数的《环球时报》会发文指出，美国新驻华大使骆家辉低调亮相北京，随和、亲民作风是“恰恰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是“阳光下的阴谋”。
阳光下不会没有阴谋，但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决策人和意见领袖必须多方位和多角度地分析和判断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它对两国、亚太和全球的影响。对美国精英来说，说中国共产党不会改变权力的来源、不会更加尊重人权、不会义无反顾地履行国际义务和规定是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对中国的精英来讲，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因为9•11改变，美国对她所认为的一些所谓普世价值的追求并没有放弃，中国和美国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创新和贸易市场，美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因为9•11而发生任何变更，“安全压倒一切”的成本大大低于“稳定压倒一切”，美国的军事实力依然举世无双，美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中国依然不能赶超。中美两国的精英应该同时认识到，说中国发了美国9•11的“国难财”并不恰当，说美国9•11之后的领导人缺乏远见和义气行事也不全对，说中国江、胡两代领导人在9•11之后果断英明，作出了正确选择颇有道理，说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国家、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不能挑战的超级大国绝对没错。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约瑟夫•奈近两年一直关注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并反复指出，美国人不用担心自己的衰败不可收拾，中国人不要为自己的崛起不可一世，双方在经济、金融、教育、创兴和军力上的差距还很大，但是，如果双方都认为两国的冲突因为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而不可调和并必定发生冲突，那冲突或许就真不可避免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最近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两位大学者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在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前提下，我们都必须扪心自问，我们难道不是中美关系合作和和谐的受益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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