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1959年8月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被打成反党集团以后，党内从上到下，无人再敢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好，新闻舆论更是投其所好了，报喜不报忧。然而，假话不能填饱肚子，大饥荒毕竟是严酷的现实。这就发生了韶山农民告御状的一幕。国防大学肖冬连新近重版的《求索中国》一书(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0月)是这样描述的：
毛泽东的两个亲戚站出来了，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
1960年9月下旬，毛泽荣、文东仙二位老人一道进了北京。当时正值国庆前夕，进京已三天，毛泽荣没能见到毛泽东，便来到王季范家里(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王季范把他反映的情况作了文字整理，说：“我愿意做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面见主席。”
过了国庆节，他们催了一遍又一遍，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毛泽荣见毛泽东心切，再三催请主席秘书约时间见。秘书见催急了，就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毛泽荣语气很坚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秘书来到毛泽荣、文东仙住的招待所，对他们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等了这么多天未能如愿，脾气有些暴躁的毛泽荣已有些不耐烦，他说着站了起来，说走就走，拉着文东仙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来等候。又过了几天，毛泽荣终于和文东仙、王季范一道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荣讲话像开机关枪，他把两年以来家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如下汇报：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谁就会被戴上大帽子“反党反红旗”。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地里，红薯烂在土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
根据王季范的整理，毛泽荣、文东仙两人一共向毛泽东反映了十个方面的问题。
最后，毛泽荣补充道：“主席，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文东仙跟着说。
“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王季范马上附和道。毛泽东听了汇报，心情沉重，他了解他们，绝不会做假，绝不会撒谎。事实如此，他能不相信吗。
“唉!华初(即毛华初，毛的侄子)到哪里去了?从没听他在这里讲起这些事。”毛泽东叹了口气说道。
“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样分吃的?”毛泽东关切地问。
“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毛泽荣答。
“老秤还是新秤?”
“是新秤。”文东仙答。
王季范又敲起了“边鼓”，他激动地说：“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他的两个孙儿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也吃不饱，经常回家把爷爷的饭吃个精光。他说起这事，感叹道：“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人。”
三个同辈亲戚一番陈词，打动了毛泽东。很快，中共中央于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12条政策，开始纠左，总算让老百姓松了一口气。但第9条，提的还是“要办好公共食堂”。直到1961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到绍兴的火车上听取高级干部汇报，柯庆施等人还是赞扬公共食堂的好处，让毛泽东听得眉飞色舞。只有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沉默不语。毛泽东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才张口：“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
在当时中国的体制下，执政党最高领导人想听报喜的话是很容易的，想听报忧的话是很难的。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官员也不例外。江渭清能当着毛泽东的面批评公共食堂，已经很不容易了。毛泽荣、文东仙之所以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是无权无势的农民，没有乌纱帽可丢。他们说真话也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乡亲们死里求生。他们之所以告状成功，一是靠执着，不见三哥不走;二是因为他们离权力中枢太远，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有戒心，对他们不会有戒心。
这页历史虽已翻过，仍可为后来执政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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