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如何才能实现稳中求进这一愿望呢?毋庸置疑，这完全取决于扩大内需的力度。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在上升，而且也是因为前几年实施的政府投资主导型反危机措施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现。
扩大内需是稳定增长政策中的不二法门
在中国，扩大内需与调整经济结构一样已经提了十多年了。2001年时国家领导人在谈到如何应对9•11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对策时就指出：“最根本的应对措施，是扩大内需”，“就是要培育和保护来自老百姓的内需。”“如果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老是说‘扩大内需’，那是一句空话。”“什么是内需?就是人民的购买力啊。”
现在回想起这些话来，真是使人百感交集。其实， 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些原理是不需要数学证明的，其中之一就是消费者利益优先。对于这一点，早在200多年前，古典经济学家就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消费是所有生产的惟一目的，只是在为了促进消费者利益时才应当去注意生产者的利益。这个原则完全是自明之理，试图去证明它倒是荒谬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体系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正如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样，在重商主义体系中，消费者的利益几乎经常因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在重商主义者心目中，是将生产而不是消费看作是所有工商业的最终目的。如果用此话对照中国长期以来在扩大内需方面进展不大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到重商主义之印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
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的思路是十分正确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防止各种淡化扩大内需舆论的诱惑。例如最近有的国外研究者宣称，2012年中国经济的关键是软着陆，并提出软着陆的标准就是中国GDP增速不低于8%。其实在这方面，国内外的诸多机构都心里有数，关于2012年中国GDP增速，世界银行预测为8.4%，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为8.8%，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为8.9%。众所周知，当大家认为GDP增速8%是心理底线时，“十一五”规划却定为GDP年均增速7.5%，可实际结果却超过了4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定为GDP年均增速7%，而2011年的实际也超过了两个百分点。所以2012唱衰中国或唱空中国，都是有失偏颇的。
中国之所以强调扩大内需，并不仅仅是针对2012年的形势，甚至可以说，根据的是今后10年甚至今后40年的世界发展趋势。国际货币基金2010年曾公布了对发达国家在未来10年恢复财政稳定所需进行的财政调整的估计，日本和英国的财政紧缩幅度为GDP的13%;其次是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财政紧缩幅度为GDP的9%;第六位是美国，其财政紧缩幅度为GDP 的8.8%，只有这样才能满足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40年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又会怎么样?同样并不乐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这些国家政府财政的长期前景极其黯淡。据预测到2050年，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意大利为250%，德国为300%，法国为400%，美国为450%，英国为500%，日本为600%。也就是说，40年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中债务负担最轻的意大利为250%，已经超过了2010年债务负担最重的日本197%的水平。正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前景不妙，所以从长计议，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尽快转为内需拉动型。
提高低收入者的需求是社会正义的必然选择
关于目前中国城乡居民中的低收入者的状况，可以与印度对比做一个粗略的分析。按照10等份或5等份划分的各人口组别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可以把最低的20%人口或最低的10%人口视为低收入者或最贫困者，把最高的20%人口或最高的10%人口视为高收入者或最富有者。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在1998年就已经达到了0.40，2005年达到0.41，而同期印度则分别是0.38和0.37。
无数的实证研究表明，基尼系数和最富有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的收入或消费比率高度相关。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基尼系数之所以比人家高的原因，就是在收入或消费中，中国最贫困的20%人口所占比重过低，并且有恶化的趋势。例如，中国最贫困的20%人口在1998年的收入中占5.9%，而到了2005年则为5.7%，下降了0.2个百分点;而中国最富有的20%人口在1998年的收入中占46.6%， 2005年为47.8%，则上升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印度最贫困的20%的人口在1998年的消费中占8.1%，2005年仍为8.1%;印度最富有的20%人口在消费中所占份额则由1998年的46.1%变为2005年的45.3%，下降了0.8个百分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最富有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所占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8倍上升到2005年的8.4倍，而印度最富有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所占消费之比则由1998年的5.7倍下降到2005年的5.6倍。而如果用最贫困的10%人口与最富有的10%人口对比，中国与印度相比就更相形见绌。例如中国最贫困的10%人口在1998年的收入中占2.4%，到了2005年依旧是2.4% ; 而同期印度最贫困的10%人口在1998年的消费中占3.5%，2005年为3.6%，不仅所占份额比中国大，而且情况在改善。而两国最富有者的情况又恰恰相反，1998年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在收入中占30.4%，2005年占31.4%，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印度最富有的10%人口在消费中1998年占33.5 %，2005年占31.1%，则下降了2.4个百分点。结果，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困的10%人口在收入份额所占之比由1998年的12.7倍上升到2005年的13.1倍，印度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困的10%人口在消费中所占之比则由1998年的9.5倍下降到2005年的8.6倍。
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上升态势，而印度则相反呈下降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数据在提醒中国，在经济增长中，不要忘记发展要有利于穷人，也不要忘记处境最差的人的福利状态是评判社会正义与否的标准。
忽视农民的收入必然会使扩大内需成为空话
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除了要大力提高贫困者的需求外，农民的需求问题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因为几千年至今，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关注“三农”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新概念，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在《周礼》论述人的九种职业时名列首位的就是“三农”，称为“一曰三农，生九谷”，这里的三农是指在平地、山地等生产粮食的农民。
近几年在扩大内需的口号下，各级政府试图通过城镇化来实现经济转型，但实际上事与愿违，不仅农民的土地被廉价剥夺了，而且农民的经济权益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早在2002年1月朱镕基就批评182个城市都要建国际大都市，其实“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在2003年1月最后一次政府的全体会议上，他就表明“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
将近10年过去了，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风险降低了吗?根据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的计算，在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中国统计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6%，但是城市空间面积却扩张了50%。在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政府“掠夺之手”的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 但仅仅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的土地出让金就达4.2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4倍。该报告还说，由于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照此计算，五年期间总共减轻农民负担大约6675亿元。但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的土地出让金就是“十一五”期间减轻农民负担6675亿元的6.3倍。
2010年农民人数是67414万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照此计算，该年农民纯收入总计等于4万亿元，也就是说，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的土地出让金几乎就相当于2010年农民的全年纯收入。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但是仅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的规模就是农村贫困总规模的79倍。“十一五”期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832亿元，而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的规模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的32倍。所以一本畅销书《中国在梁庄》的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作者提到的梁庄就是被经济发展所遗忘的乡村，这是值得深思的。
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问题上，在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方面，中国的政策急需调整，核心是集体土地合理溢价应与农民分享。如果即存的发展方式构成了对农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严重损害或潜在威胁，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破解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难题。根据海南有关课题的调查，2002年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总额(净值)中，土地的价值占30.72%，房产净值占43.01%。从中可以悟出，要真正扩大农民的需求，除了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外，迫切的是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然占有一半人口的农民需求既得不到保障也得不到提升。正如一位国外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一般信条，即社会进化是在不公正的方向下发展，并且从今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地剥夺他们，则就没有力量可以阻止用暴力推翻社会秩序的趋势。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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