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最高决策层再次强调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关注民生”的极端重要性。笔者以为，加速改善民生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与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提高终端消费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众所周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进出口贸易和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已经严重受阻，只有依靠有效地促进消费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继续得到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
事实上，对于尽快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早有觉察，并且也在近年来召开的历次经济工作会议中予以强烈呼吁。同时，国家以财政资金投入和政策引导的方式进行了多方面多渠道的努力，来刺激和扩大消费。客观地说，这些努力都收到了一定实效，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各种不利变化甚至严重挑战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趋稳、向好的态势。应该说，这些都与中央政府重视国内消费，注重民生，不断改善消费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不过，从以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消费型经济增长，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果敢改革、不采取大刀阔斧的壮士断腕式的有力措施，特别是不对国家财力使用和财富分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想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预期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所谓的“对国家财力使用和财富分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所谓“结构性的果敢改革”，说到底是经济结构改革和对社会财富首次分配的“顶层设计”。而这种“顶层”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象牙塔的设计，而是瞄准中国经济社会现状，以雷霆之力、破竹之势进行的救世之举!
那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是什么呢?或者说，阻碍中国转向消费型社会的症结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其一、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收入少、负担重;其二、国家财富的分配不公;其三、庞大的公务行政开支正在消耗和吞噬着社会财力。而这三个痼疾的核心指向就是：迅速积累的国家财富，在有严重缺陷的社会财力使用制度与财富分配制度的影响下，不但没有使改革的成果令全社会成员得以共赢，反而造成了分配上的畸轻畸重，收入差距愈来愈大，必然会导致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两极分化。
对于城乡居民收入低负担重的问题，以往国家更多地侧重于减负，在诸如医疗卫生(如防病治病)保障、教育费用减免上做了不少工作。尽管在减负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这毕竟只是间接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而没有直接提高收入水平。减负与建立全民社保，尽管极为重要，但毕竟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首次分配，即直接增加大多数公众的劳动所得问题，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直接收入仍非常有限。如果拿中国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与世界各国各地相比较，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的一个普通劳动者在高房价高物价面前是多么尴尬、窘迫与艰辛。在这方面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就是说3年的家庭年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按照这个比例，在韩国的首尔是7.7:1，在新加坡为5:1，而在中国则为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可达到40：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勿庸置疑，中国公众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之低却是根本的根本。
不仅如此，财富在总体上的分配不公，更使这个多数社会群体收入低的问题变得更加醒目和格外刺目。日前，有媒体对中石油中层管理干部年薪达100万元人民币给予了尖锐批评。不久前，有报刊还载文揭露银行系统仅为储户换卡一项，就为商业银行赚得数十亿人民币。正是这种数不胜数的垄断行径，使国家的财富愈来愈向这些垄断性行业集中，使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以致出现了仅占全国职工总数不到8%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笔者在前文中所说的要坚决进行财富分配上的结构性改革，就是指要坚决扭转这种严重失衡的财富走向，就是指在“顶层设计”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上要为铲除这种极端不合理，尽快做出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
同样与这种严重失衡的财富走向相关的制度性扭曲，就是中国极为庞大的行政公务支出。以政府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看，中国不会少于30%，有的专家甚至估计可能会达到37.6%。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此项开支均未超过10%形成了强烈对照与反差!近年来，一些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曾一再就“三公(公车购买和使用、公费出国及公款招待)”年消费额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一事提出质询，有关部门均未明确回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惊人数额中还未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总额，更不包括一些公职人员在寻租冲动中所取得的灰色收入。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公职人员数量的异常庞大，其“官”“民”比例已大大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的1998年，也只是40人养一名“官”，而今天已变为26:1!难怪在这笔财政支出中，竟会有44%用于公职人员的“人吃马喂”了。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在中国每年一次的招考国家公务员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成百上千人去竞争一个职位的“壮观”景像，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畸形。当无数最富有创造力最有朝气的青年纷纷向这一领域聚拢的时候，我们不感到这是一种社会的悲哀吗?当人们把公共服务部门视为追求安逸和获得权力寻租机会的最佳选择时，中国的社会服务平台不就面临着名存实亡了吗?中国官场的贪腐之风又怎么可能被遏止住呢?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鲜明正确适时的口号，即“稳中求进”。笔者以为，只有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出发，下大力气对国家财力使用和财富分配拿出硬措施，这个口号才会变为行动。也才能在结构性改革上向前迈出决定性的步子。明眼人都会懂得，这种为经济发展扫清制度性障碍的行动，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用政治体制的改革来确保经济发展。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我们期盼着这一改革，期盼着用它来消除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制度性的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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