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增城新塘事件、潮州古巷事件和浙江湖州织里事件，2011年的这三起骚乱，已经超出了中国政府的治理经验。
这三起骚乱不同于以往的土地纠纷、工人维权或市民抗议，也与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民对官”的泄愤事件迥异。冲突人群以地缘、族群为边界截然分成两派，对无辜者开展报复性攻击，即“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民对民”冲突。参与骚乱的外地青年人陷入集体狂欢，没经过组织动员，没有明确利益诉求，甚至不攻击政府机构。基层政府及其微薄的警力处于两群冲突人群中束手无策。
土客矛盾：
族群冲突的中国样式
新塘事件、古巷事件和织里事件，以其激活人群边界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更类似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更让人联想到1992年洛杉矶骚乱、2005年巴黎骚乱和并不遥远的2011年伦敦骚乱。
这三起欧美大都市骚乱，均由警方对少数族裔青年(黑人、穆斯林移民)的处置不当引起，族群矛盾被瞬间激活，少数族裔群起宣泄愤怒，攻击城市中心区无辜的主流族群。骚乱滚雪球后，与当事族群无关者也被无序的狂欢卷入，趁火打劫或沦为受害者，直到军警介入方才平息。
织里等地的骚乱，看似只有本地与外地的矛盾，是无关族群差异的汉人内斗。但如若对汉族的民系构成加以细分，则可知当地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文化差异并不亚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广东，是本地的广府人、潮汕人与外来的川人;在浙江，是本地的江浙人与外来的安庆人。土客双方语言几乎不通，生活习惯迥异，可以看作两个族群。
外来移民长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却成家、成村地迁入本地，进而依靠地缘、宗族关系结成一个个小社会，联合自保。在广东新塘、东莞和浙江织里等地，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均超过2:1，在新塘骚乱中心的大墩村，比例高达11:1。本地警力难以维持秩序，不得不组建联防队、保安队，自卫的同时收取“保护费”，维护本地人的优势地位。外地移民的同乡会，便与本地联防队形成组织化的对抗，在缺乏法制监督的村镇基层，这种对抗演变为黑恶化的暴力冲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广地区即为土客矛盾所困扰，客家人与两广汉人常年争夺土地等资源，最新的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即起于广西土客矛盾。但是，当代中国沿海地区的族群矛盾，却是在20年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急剧积累起来的，其冲突烈度更甚于传统土客矛盾。
内陆劳工：
全球分工体系下的边缘移民
族群杂居并不必然引发族群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双方长期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成为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先锋，当地新兴的加工型企业、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资源。90年代后城乡和地域管制放松，大批来自内陆人蜂拥到沿海“淘金”，正好填补了沿海地区的巨大劳动力缺口。东南沿海由此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群，以及本省企业主雇佣外省劳工的格局。
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开放，为全球跨国企业提供了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跨国企业将低端的制造业工厂转移到交通便捷、人口稠密的中国沿海。中国的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让出口加工企业可以以最低工资招聘员工，若当地城市人不能忍受，还有当地农村人，农村人不接受，还有内陆省份的农民工。就这样，“盲流”成为新工人，新工人成为新移民。依靠新移民劳工，新塘成为“牛仔裤之都”，织里成为“童装之都”，古巷成为陶艺生产重镇。全球化与低人权，两者共同造就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也带来族群冲突的隐忧。
跨国企业并不为中国的区域不平衡买单。广东等省是跨国企业在区位上的首选，却也是汉族文化圈内部少数民系的聚居地(相对于北方方言区)，它们承载着全国最汹涌的移民压力，也必须担负社会整合的重任。由于户籍等限制，新移民长期无法获得与本地人同等的待遇。广东的情况更甚于浙江，广东川籍劳工无法像浙江安徽籍劳工那样，工作几年后自己开设企业，必须常年(甚至两代人)处于雇佣地位。
而这种处于国际分工末端的企业，又极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2008年末和2011年末，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均造成中国沿海出口萎缩，企业倒闭，进而是农民工讨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古巷事件便是由讨薪引起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式族群冲突，绝非汉人南北方言的对立，或沿海与内陆省级的对立。全球化已经重构沿海省份的族群构成，内陆移民、东南亚移民、中东及非洲移民都是少数族群的一部分。同时，族群对立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经由社会地位差异和偶然事件激发的。
大都市郊县会成为火药桶吗?
骚乱的主体人群是青年，即第二代新移民。他们在当地出生，既失去了故土认同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成为无根无着的游民。
遍观巴西、韩国、台湾，发展中国家膨胀的大都市边缘地带，经常成为青年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中国虽然因户籍限制无法形成少数族群聚居的贫民窟，但由外地租户组成的城中村、城郊村已成为类似的存在。在本世纪初的广州市边缘，还多次上演“湖南帮”、“东北帮”等犯罪集团的火并。
而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周边，均分布着卫星城和广阔的城乡结合部，外地新移民正是这里的常客。中国大都市也会上演诸如增城等地的激烈族群冲突吗?
目前看来还不会。
第一，北上广深大都市产业以第三产业为主，并无东莞、番禺那样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外来人口多为进城工作的上班族，或者随企业各地转移的农民工，不会形成经济上整体受本地人压制的局面;
第二，大都市多地居民杂居，并无少数族群聚居区，尤其北京吸纳的人群以北方方言区人为主，并无巨大的文化隔阂;
第三，外地人口能够在大都市中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且共享大都市的行为准则和文化认同。
但是，下一代农民工的状况堪忧。在伦敦郊区发生骚乱的同时，北京以校舍不合格为由取缔了多家郊县打工子弟小学，被分流的打工子弟(第二代移民)进入市区学校读书。由于学校空间紧张，部分学生不得不在刚刚搭建好的钢板房中读书，有些住所偏远的学生索性放弃上学。
这些被取缔学校的第二代移民，难保不会成为10年后大都市郊县的安全隐患。那些放弃上学的打工子弟，恐因缺乏教育无法在城市中工作而沦为流民;而那些与市区儿童接受同等教育的打工子弟，也可能因成长环境中所受的歧视而埋下愤懑。
义乌经验、广州探索与重庆模式
移民矛盾困扰世界。法国的罗姆人游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英国的非洲裔穆斯林移民，都是令当地政府头痛的问题。
中国局部地区的改革探索，正在为此城市痼疾寻求良药。解决问题无外两条路：一是用政策或市场手段将外流移民束缚在原籍，一是争取让新移民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这就包括健全社会组织、强化法制监督、增加对弱势移民的救助力度。
浙江义乌的经验属于后者。义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其周边曾有占地700多亩的棚户区，居民不乏青海人、新疆人乃至外国人。当地警察和城管碍于国际形象和民族关系，一直柔性执法，在处理本地人与外地人纠纷上，比较优待外地人。人口流入地的警察也派人驻守义乌。当地原本依仗暴力的同乡会在政府引导下，成为具备司法调解职能的“商会”。义乌虽有20万江西人、17万河南人和7万余少数民族，却很少发生暴力族群冲突。
在汪洋主政下的广东，其“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部分借鉴了义乌经验。2011年下半年，广东放宽社团登记，允许八类团体注册为合法社团，且不需要挂靠“指导单位”，同一行业也可允许多个协会竞争。这意味着，外省族群商会、同乡会将获得合法社会组织地位，采用司法而非暴力手段保障权益。同时，广州将下属联防队员整编进“准警察队伍”，严防基层联防队的黑恶化。这在两方面为基层族群利益纠纷解决制定了秩序。
与东南沿海不同，作为人口流出省份的重庆，采取了不同的道路。重庆市长黄奇帆推行城乡一体化、扶持本地微企业、吸引富士康等劳动密集企业到重庆设厂的举措，以就地吸纳重庆周边的农民工，繁荣本地经济的同时，也缓解了广东等省的新移民压力。“重庆模式”看似束缚本地劳动力自由流动，却不失为缩短东西部地域差异、弥合族群心理距离的上策。由此造成的东南沿海“用工荒”，也逼迫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工人待遇。
但是，地处内陆、物流成本较高的重庆等地，却必须持续说服那些更希望将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的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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