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笔者把这一历史拐点称为“繁荣的危险期”。繁荣，自不必说，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奢侈品购买力直追全球之冠。危险，则是指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承认的“矛盾突显”。拐点，是由于在这个时段，最容易出现由于速度过快而导致的“脱轨”和“倾覆”。
从任何角度来看，当前的中国都与这个东方大国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特色与特质。首先它与数千年的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封建时代和半封建时代完全不同;其次是它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打着苏联式烙印但又极具开国领袖风格的时期不同;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初期与中期，即与邓小平时期又出现了新的态势、新的诉求、新的矛盾和新的课题。这三大“不同”是中国人很少遇到的。在这“不同”之下出现的空前规模的社会转型也是中国人世所罕见的。而在这其中所出现的国内外的矛盾、冲突、难题、挑战，则更是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就促成了今天中国人在思想上、观念上、道德上、意识上以及价值判断上的空前的活跃、空前的兴奋、空前的迷眩、空前的探索和空前的精神渴求!有人说，这是从社会公众到社会精英普遍存在的躁动。但依笔者管见，与其说是躁动，不如说是一种混杂着担忧心态的焦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对未来中国前途发展道路与前景看不透看不清前提下的“焦虑综合症”!思想精英们与意见领袖们的焦虑与思考则表现为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对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对外交以及世界发展上的不同见解。这些迥然不同的见解，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观点的分歧、争论与意见的对立。境外媒体最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出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之争。如果再把这些争论与中国政府的决策关联起来，则更是他们求之不得的“猎物”。不过，依笔者管见，把分歧与争论视为左右之分是一种极幼稚的短视和极浅薄也极危险的积习，因为做这种划分就有可能授人以柄，形成某种借口，对日渐活跃的思辨氛围予以打压、扼杀与扑灭。事实上，中国的思想界在今天的种种分歧尚处在一个未成熟的发展阶段，处在一种尚未形成基本定型的探讨之中，处在一个为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那么，中国的思想精英们与意见领袖们，又是在哪些方面出现了分歧和相互对立的观点呢?笔者以为大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对历史的评价。历史素来是彷徨者的向导，因此，针对中国现实，去评价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也就成了分歧与争论的应有之义。而这其中最为尖锐的要算是对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和对发动这场运动的指导者的评价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左派”与“右派”，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应该说是最有鲜明的泾渭之分了。一派认为，发动此项运动的主观动机无可指责，而且其社会效果也是功大于过。就经济状况而言，不但成就远大于损失，而且也为后来的中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另一派则认为，不但要彻底否定这场运动，而且应该以否定的态度重新评价运动的发动者。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分歧，就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一派认为，应该超越或摆脱1978年的思维。他们所说的“1978年的思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沿着这种思维逻辑的推进，才招致了今天中国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派则认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应摆脱而应深化，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需要迈出决定性步伐。在这派人士看来，今天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改革之错，而是改革停滞甚至局部倒退所引发的时弊。
第三大分歧则是有关公平与效率之争。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观点各执一词，并且人为地把重庆与广东发展模式作为各自观点的现实版本来加以佐证。现在中国应该强调先分蛋糕还是做大蛋糕呢?一派人支持重庆模式，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的必由之路;另一派则认为广东模式强调用继续发展来化解社会不公才是正途与坦途。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两派人争论得不可开交、都在寻找各自思想的领航者时，重庆与广东的当家人却都谦逊地表示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似乎为这场被称为“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的争论做了一种颇为幽默的注释。
第四大分歧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舶来文化。儒释道在中国的新崛起标志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扩展。探古寻幽也助推了“新古典主义”之风。但在现实生话中，崇洋之风的持久不衰以及富裕阶层移民海外的风潮，又揭示着舶来文化在国人内心中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两种风气的并存，使思想界两派在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上的对峙似乎永远没有终见分晓之日。一派人认为，今日中国所以出现道德大滑坡、欺诈造假成风，根子就在于丢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另一派则坚信，建立在宗法制传统社会的道德必然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黯然失色，而现代市场经济应遵循的信用原则没有建立才是今日中国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
第五大分歧则是如何总结前社会主义的苏联及东欧各国走向瓦解的历史教训。一派人认为，教训主要在于党未管好党、在于内部出现了假改革之名行亡党之实的蜕变分子和集团，在于严重地脱离群众，在于向西方敌对势力的妥协退让和投降。另一派则强调，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生产力长期受到压抑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苏东各国公众的一种历史选择，无可厚非。对别国历史教训的争论，曲折地反映出中国人在外部世界寻找自身未来道路的急切。这也许就是如今一些中国知识界所以会持久地关注20年前苏联解体以及今天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原因。
除了上述五大问题上呈现出很大的分歧外，中国知识精英和社会公众还对另一个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时常发生热烈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这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外交、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日，中国多名外交官就赠送外国一批校车和“大国心态”的发言，就在南海等涉外问题上是否过于软弱的表态，都说明国人对外交问题上的关心非同一般。不过，因为外交要涉及到民族主义等敏感问题，不是左右之争可以囊括的，故不再赘言。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看待西方不断制造的中国威胁论面前，在西方政治人物不断鼓吹的价值观外交面前，无论是中国的“左派”或是“右派”都应该懂得两点：其一，自我恐吓(好听一点的说法是“忧患意识”)从来是欧洲地缘政治造成的西方人的传统心理。其二，传教与布道从来就是基督教国家民众的思维定势。凡不信此教者均为异教徒或无信仰者，这是西方人的潜意识，并支配着他们的言行。其三，绝不拿民脂民膏，去搞军备竞赛，以防上当。
在列举了上述分歧焦点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中国知识精英，无论是被称为“左派”或“右派”的人士，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既包括他们的趋同之处，也包括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的共有的缺陷和不足。在笔者看来，“左派”与“右派”最为一致的地方，就是对中国社会腐败，特别是官场贪腐现象的深恶痛绝。尽管他们对这种大面积腐败的成因各有不同的解释，对克服腐败也有不同的认知途径，但对于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对中国未来产生的消极作用的看法却是相当一致。至于说到他们共有的缺点和不足，笔者认为，最为甚者则是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和弊病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从经济问题入手，把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门尤为不甚了了。对预算和税收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对金融虚拟经济与产业实体经济的孰是孰非、对社会财富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现状等等常常是牢骚大于思辨，情绪大于理智。另外，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他们对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世界文明进程、世界级的先进思想理论成果知之不多，对他们最爱议论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欧洲、中国的邻国和非洲几乎都是一知半解，更不要说去揣度和预测那些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趋势了。
最后，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超越左右”和“拒绝左右”正在成为一大批知识精英们的共识。也许，正是这种超越和拒绝，才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思想和理论界走向成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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