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许多人都说过，对待历史人物不应该苛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能做他身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所“允许”做的事情。这种所谓的“允许”其实就是时代的“限制”或称为历史的局限性。这一点对我们普通人是这样，对具有显赫地位的人也同样适用。不过，当某一历史人物因为其卓越的对实践的感知能力，以及在人生历练中后天培养出的智慧，凭借自已的洞察力形成的某种理性见解，能够长久地为后人所借鉴，那么，这种见解就具有了“相对真理”的成分，这种人也就具有了历史伟人的内质。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在1992年南方视察过程中的一系列讲话就具有这种性质。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南方讲话的精神来观察中国的现状，不仅会“发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许多应该着力解决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能更深刻地感到中国改革事业的任重而道远。
笔者以为，内容丰富的南方讲话中至少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七大问题，值得今日的中国各级政府和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七大问题是：
1、解放生产力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环节。市场(包括全球化市场)在促进中国生产力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要给予足够的肯定与估量。解放思想这件事包括方方面面，但如何解放生产力是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2、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先富起来。而后要缩小贫富差距，到逐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包括缩小区域经济的差距)，必须有序推进。这种有序推进的表现就是要有时间安排与路径选择;
3、打击经济犯罪和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即被通俗解读为“两手都要硬”的理念要十分牢固，不能有丝毫懈怠，“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4、加强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把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提升到关乎改革性质与改革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如果让那些旧中国的沉渣泛起，让周围变成了盗贼横行赌博吸毒的社会，现代化建设就毫无意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
5、最令人不放心和担忧的还是人才培养问题。这其中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能否代代相传，并且日益壮大，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6、中国的思想理论要把握住一些基本关口，否则就会乱。这些基本关口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包括“不争论”，也包括“主要是反‘左’”等等。“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的这段话已经被郑重写入了党章，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党内政治纪律”。
7、在国际问题上，要抓住机遇。机遇稍纵即逝。要大胆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然，作为一生坚信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他的南方讲话中也对上世纪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谈了自已的想法。他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挫折与反复(包括复辟)都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就此而下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哪有那回事!”从这带有点不屑口吻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一位视野开阔、并且颇具纵深感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正是这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难能可贵的历史纵深感，才使邓小平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段风云突变的岁月，做出了上述那些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的判断和对未来前途的预测，这极大地稳定了全社会的情绪，也在一定程度澄清了一度混乱的中国思想界，遏止了以反“和平演变”为幌子实质上是要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同时也让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及国际工商界重又拾回了散乱的信心。为打破当时严重的国际封锁，使中国在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下，早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扫清了思想障碍，创造了条件。
尽管今天中国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前面谈到的七大问题与今天依然存在的现实，都足以使中国公众明白，邓公1992年的南方讲话其现实意义不可低估。$nextpage$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力。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谈两手抓、谈教育、谈科技、谈人才、谈制度性松绑、谈国际交往、谈向国外学习，还是谈人的创造性，他都是以如何提高生产力为核心来加以扩展和评述的。这如同一个圆心，其他问题都是在这个圆心之外延伸的半径。
比如他说过，在如何搞市场经济方面，我们还需要摸索，这个时期“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种准备不是靠等待，而是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要不断地更新与创造。但创造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呢?他认为：“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这个“总”就是要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世纪70年代末，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访华期间，铁托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在非正式场合常常把邓小平称为“邓大人”。他对这种中国式的传统称呼又好奇又纳闷。当国宾馆负责人知道他的这个有趣问题后，特地为他放映了电影《甲午海战》并且告诉他，电影中那位姓邓的爱国将领与今天所说的“邓大人”——邓小平，都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与敬重。中国人喜欢把历史与今天相互对照和联想。铁托听罢，恍然大悟，连连说：“你们说我铁托是铁，我看你们的‘邓大人’也是铁哟!”
的确，毛泽东也说过邓小平是钢铁工厂。但邓小平的坚硬、坚强与坚定并不是固执、冥顽和守摊式的保守，而是对创新的信心、对改革的坚定、对新事物执着的追求，是把策略的灵活性与政治的坚定性的有机结合。这个结合点就是心无旁鹜、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他的坚定性表现于此，他的创造性也表现于此。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南方讲话石破天惊地说出了那句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话：“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与计划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从而为市场经济在中国板结、僵强、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大地上，打开了无限广阔的生存空间。真可谓一言兴邦!
笔者在这里要特别谈谈目前中国公众议论最多的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问题。因为今天正是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现实让不少人对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的道路产生了怀疑。个别人甚至还为此提出了“超越78年思维”即放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激口号。
那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究竟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是不是如某些人的臆断，邓公只想发展不顾其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只顾效益效率而不问公平公正的路线?其实，我们只要重新翻开南方讲话并未发黄的书页，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邓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也许是当时中国在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上还没有出现更大的差距，也许是当时人们对区域经济的差异还没有强烈的感受，也许是中国公众当时对住房、汽车、时尚消费还懵懵懂懂，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两极分化问题时，并没有以个人收入多寡为例。而是用“部分地区”，用“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与“后发展的地区”加以区分。这说明他的关注点更多地是在区域经济。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邓小平使用的是“如果”二字。这在英语中当然属于虚拟语气。这也可能出于老人家在数量级别判断上的一种慎重。但无论如何，他对两极分化是持坚决否认的态度的。
令人惊讶与兴奋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仅仅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即1993年9月16日，他在谈到“两极分化”的问题时，就做了这样的表述。他说：“12亿人口怎样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会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还说：“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笔者之所以要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摘引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一方面是要探寻邓公的思想轨迹，另一方面则是要用它做一个有力证明。证明晚年邓小平在财富分配与两极分化问题上的不倦的思考。与一年半前相比，邓公对两极分化不再用“如果”二字，而是用了肯定的语气，即“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会出现”。
在邓公的这些思考中，有三点十分重要。首先，他认为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难度要比解决发展问题还要大。也就是说，分蛋糕比做蛋糕难度大。其次，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因中国的人口众多和勤劳的中国人求福与均贫富的心理而变得愈加迫切难办。第三，也是本人认为邓公这段话标志着他从财富分配的思考上升到另一个思想高峰。这个标志其实就是一句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多么平淡的话语，但笔者以为这是警世恒言。一向主张“发展是硬道理”的邓小平，此时对这一主张做了新的果断的补充与修改。作为一个政治舵手，这种变化其意十分深邃。因此笔者认为，这段正式收入《邓小平年表》中的谈话，应与他的南方讲话视为一个整体。不仅可视为这位伟人对“后发展时代”的卓越预见，而且是他留给中国执政党的政治遗嘱。“防止两极分化……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品味这句话，我们不是分明可以听到邓小平对后来者的凿凿提醒和殷殷嘱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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