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提到：“近期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潮州古巷、新塘镇的大敦村和最近的乌坎村，都是老先进单位，但越是老先进，县镇这一级党委政府对其越是放心其工作，结果越不到位。”他指出，对于这样的地区，很多问题没有及时发现，一旦爆发，后果更严重。就像苹果，心里烂了，皮还是红的，一旦皮破了，不可收拾。朱明国提醒，老先进不要觉得老先进就不当回事，可能出问题的就是老先进了。
像乌坎这类农村基层“老先进”，往往有个特点：创出“先进”牌子的领头人无限期连任，实际上终身任职，甚至于父死子继。根据不久前还琳琅满目的“事迹材料”，乌坎村原党支部书记薛昌，自1970年起已连任41年，曾连续四届当选为省人大代表，连续三届当选为省党代表。不管这些年中央、省、市、县、乡领导换过了多少轮，乌坎村民的顶头上司永远是薛昌。
像薛昌这样一干几十年、“铁交椅”稳如泰山的村干部老典型，各地都有一些。其中有些全国知名，人们随口都能说出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来，也有的是在一个省、一个市之内家喻户晓。
在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废除20多年以后，却仍然有少数“村官”任职永无尽期，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法理上，中国实行的是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权架构，村不算一“级”，村干部不在“编制内”，现有关于党政干部连任任期限制和退休年龄限制的规定和惯例，都管不着他们。而由于户籍、身份限制，他们不可能“交流”，也难以提拔。如果上级觉得他们干得好，就只能让他们接着干下去。如果另外还要“酬功”，则再给他们逐渐追加各级、各种“先进”、“模范”荣誉称号。
这样的“老先进”，之所以“问题一旦爆发，后果更严重”，朱明国所说“越是老先进，县镇这一级党委政府越是放心其工作，结果越不到位”是一方面，县镇党委政府对其管不了、不敢管，恐怕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些“老先进”村的“老典型”，往往比县镇干部跟省市领导更熟。他们当着各级的“代表”和“模范”，经常和各个层面的领导们一起开会，基层的“老典型”村，接待领导视察的机会也多。大领导们和这些无“品”无“级”的基层干部打交道，也更亲热而少禁忌。而对于市县党政主官来说，他们新到一地任职或届满离任，辖区内如有影响较大的“老先进”，亲自去上门“报到”、“告别”甚至成了必要的礼节。
当然，在这种尾大不掉的格局中，也有一些农村的“老典型”，非常“明理”、“有数”，谦退低调。不管是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是乡政府的办事员，到村里来，他都同样周到热情地接待;县乡安排的工作任务，他都努力抢先完成，不让他们作难。当然，反过来，县乡领导平常对他更是恭恭敬敬，礼节犹有过之。
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情况。闹翻了脸、崩了盘的，据说也不少。像著名的大邱庄的禹作敏，连武警部队都不放在眼里，哪还拿天津市委、静海县委当回事儿?结果是，禹作敏当支书19年，后来被判了有期徒刑20年。
“老典型”手中的权力长期不受监督，不受制约，又不用担心届满下台后被人“算账”，而最终不趋向“皮红心烂”者，几稀。即使是那些始终没有变质的凿凿实实的“老先进”，没个任期限制，一直干到死，对事业对个人，也都不是好事。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盲区和误区，在工作中都可能因误解而伤害人，或跟人结下一些不必要的疙瘩。你一直在台上，有些矛盾就永远不可能化解，有些人就永远也盼不到公正。即使从最消极的角度来看，村民们对支书有意见、有怨气，他们如果清楚这人最多再干两三年就会下台，有个“河东”、“河西”的盼头儿，也许就不至于今天跟他拼命。乌坎村民如果不是彻底绝了“薛昌到点下台”的念想，还会闹出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乌坎事件”吗?我猜不会。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曾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关于终身制有害的道理，对于哪级干部都是通的，村干部也一样。所以郑重建议：在相关的党纪国法中，明确“村官”最长任期，建立强制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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