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黑水龙年”，一个象征着在稳健和谨慎中逐步实现变革的星象周期。这显然也是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期许，但来自区域内外的种种不确定性却在急剧攀升。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两年间实现了相对较好的发展。它带领全世界走出了2008~2009年那场“大萧条”，在2010年实现了9%的经济增长，并通过构建一个更稳健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在2011年，尽管欧洲债务缠身而美国复苏乏力，那些亚洲发展中国家，依然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取得了平均7.5%的强劲增长。
于该地区而言，最大的经济风险莫过于欧洲被金融问题束缚了手脚并陷入一场严重衰退，又或是美国的经济在大选年陷入停滞。亚洲市场显然无法独善其身。投资者的态度似乎也不再着眼于长期趋势，而是被日常事件所限制。
如果欧元区危机最终引发一场主权信用违约的话，那么这场瘟疫就将向世界各地蔓延。短期内，随着经济逐渐干涸，来自欧洲各大银行的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将遭到切断——那些积聚资金准备应对欧洲区投资风险的美国银行也将收到冲击，而亚洲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都会遭到重挫。因此，任何新爆发的危机都将损害全球贸易以及亚洲的经济增长。
但在很大程度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其实很强。许多国家持续实现经常账户顺差，外债数量不多且外汇储备充足。该区域大多数银行系统都相当稳健，拥有较高的资本储备以及较低的坏账比率。
这使亚洲在面对危机时拥有更多的机动空间，而政策制定者可以用手中的宏观政策工具做出更迅速也更加决定性的反应，并实现区域内的协作。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亚洲依然未能完全摆脱西方的影响。
这也是为何欧洲的领导人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并努力解决这场危机的原因。在欧洲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协助下，欧洲显然拥有足够的政治和金融潜力去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困难。
但或许欧洲也能从亚洲那里有所借鉴。在亚洲应对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采用了专门设计来精简，巩固和充足受影响的金融(尤其是银行)系统。那个过程殊不容易，但当时的外部环境是有利于复苏的。十年之后当全球经济垮塌之时，亚洲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储备和财政空间去刺激一场迅速且实质性的复苏。欧洲也必须接受这么一场耗费巨大且充满痛苦的调整过程，并将此视为一个修复其金融系统的机会。
亚洲也可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高储蓄率的亚洲经济可以参与到那些外部金融援助一揽子计划中。但亚洲可以提供的最佳帮助则是持续其自身的强劲经济增长。通过创造新的增长机会，亚洲可以在刺激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扮演一个日渐关键的角色。
这意味着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增加国内消费来逐步提升其在重新平衡增长方面的努力，而这也能刺激进口需求。而最大的挑战则在于如何在与全球经济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维持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这样做一方面对本国经济有利，同时也能支撑区域发展并支持全球增长。
如果亚洲可以克服这些短期困难，同时全球金融市场又能稳定下来，那么该区域的前景将一片大好。今年的GDP增长很可能将维持去年的势头并继续保持在7%以上。最近发表的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预计亚洲将在2050年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52%。但这可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中期上看，亚洲面对着许多挑战，其中较为关键的一个就是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数十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也催生了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比如在中国城市地区的基尼系数(一种测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数，以100分为限)已经从1990年的25.6上升到了2005年的34.8。这和该地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经历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当时的高增长伴随的是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
这样一来，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如今已经成为了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并可能妨碍长期的增长繁荣。这也是政府为何应当试图实现包容性增长，建立将妇女和穷人包括在内的大范围利益分享机制，并将这些利益输送到偏远地区的原因。亚洲的快速老龄化人口也要求得到社会的保护，而更多接触医疗和教育的途径，则有助于整个重新平衡进程并协助全球复苏。
不断显现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并非仅是亚洲的问题。这种状况在亚洲经历1997~1998年经济危机后开始冒头，而欧洲也有可能步其后尘。与此同时，欧洲也应当逐步确保以包容性增长的方式实现当前危机的复苏。
当我们步入龙年，亚洲最大的贡献莫过于通过持续其稳步经济和发展转型，以稳健和谨慎的方式来应对和缓和任何潜在的全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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