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密麻麻的各色商店、来往如梭的车流人流中，北京新街口北大街53号难掩落寞。两扇青绿色的铁门虚掩着，门前停着几辆破旧自行车，之后是一尊三米余高徐悲鸿先生的塑像。塑像前两束略微凋零的鲜花告诉别人：不久前，这里有人来过。
这里是徐悲鸿纪念馆。院内告示栏清晰地写道：2010年9月起，徐悲鸿纪念馆正式关闭。在馆内工作了20余年的冯静明说，原址上将重建一座相当于原使用面积两倍的新馆。“其实这次拆掉的纪念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老建筑了。徐悲鸿先生的故居在东城区受禄街，生命中最后6年他一直住在那里，但多年前已经拆除了。”冯静明说。
据“2010会馆保护与利用论坛”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国会馆最为集中的北京西城区宣南地区，会馆数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减少了四分之三，比上世纪90年代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一地区现存的101个会馆中，有94处仍有居民居住，另外7处为商业、办公利用，预计未来只有约四成会馆原址能够避免“拆除”的命运。
即使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会馆，命运也大致相似。城市前进的滚滚步伐，让这些盛名在外，却已历经岁月洗涤的老建筑愈显单薄。
落寞不应成为会馆的定语
“砰、砰、砰”，在一阵沉闷的拍击声中，值班人员“叮叮当当”提着钥匙出现，“吱呀”开了门。室内，阳光所及之处，看得见一抹浮尘。
即将拆除的徐悲鸿纪念馆占地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馆内20余名职工担负着整座建筑管理、维护、保安等工作。纪念馆灰体绿顶，装饰中尽显“老贵族”的做派。
“纪念馆收藏了徐悲鸿先生各个时期的作品总计1000余件。”冯静明对记者说，“想要完好的保存这些珍品，恒湿恒温是首要条件，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做不到，安保工作只能说尽力做好吧。”
参观是免费的。即使如此，平时一天最多也只有几十个游客。“这样的客流量还比不上周围一家小卖部。现在很多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来参观，还要盖章、签到。但是很多孩子要么让家长代签，要么签了到就走。”冯静明说。
回顾这些年来老建筑的命运，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常务理事马炳坚仍历历在目。“1999年，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数天内被拆，这是目前红学专家唯一公认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2000年，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代两进深四合院被拆，此前不久多位古建专家曾对这里精美的砖雕称奇;2005年，西城区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
在马炳坚看来，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的连绵和延续，而老建筑是最真实的历史符号和记忆。它们的存在就好像一部厚重的古书，讲述着若干年前的故事，割裂自然的延续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二战之前的150多年里，英国老建筑的保护工作也一度不尽如人意，20世纪全英国有六分之一的别墅被毁坏。”马炳坚说，“但是随着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越发富足，才意识到很多熟悉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才感到后悔和遗憾。”
“后来为弥补这些过错，英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先后设立了500个保护区，用以保护原有建筑和周围的环境。”马炳坚说，“可能因为经历过失去和破坏，人们现在越发懂得珍惜，伦敦整座城市都成为了一座博物馆。”
让老建筑体面地生存
郭沫若故居很有些闹中取静的意味：朱红色大门，灰色院墙，在这座占地7000余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内，处处可见茂盛的玫瑰丛和银杏树。在这片喧闹的地段，它如同人群中一位干净而体面的老人。
副馆长赵笑洁说，作为北京市八大名人纪念馆之一，郭沫若纪念馆每年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资助，待遇算很优越了。
“但是因为建筑本身属于文物，至少要做到‘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按照这样的标准，即使只定期加固结构和给房子挑顶，所需要的经费就在1000万元左右，而实际资金连一半都达不到。所以只能先挑最严重的问题解决。”赵笑洁说。
在微寒的秋末，纪念馆内的银杏叶已渐次泛黄，树间千百片“小扇面”摇摇欲坠。两只慵懒的猫踱着碎步，在石阶、花丛间悠然自得。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左右为伍，与两株上了年岁的松柏相伴。垂花门内，旧时的办公室、卧房以及郭沫若夫人的写字间依然如故。
“老建筑本该以这样的姿态存在。无论是修缮、翻新还是利用，都不该忽视建筑本身的特质，这样才能让每一座建筑‘体面’地生存。但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诸多老建筑的生存状态，只能用‘委曲求全’来形容。”马炳坚说。
几年前，马炳坚曾经概括过四合院建筑工程中的十大“滥用”，包括了从建筑材料、官事做法、彩画、到雕刻、格局等方面。结果发现，这样与历史和文化不符的“滥用”在修缮和建造中比比皆是，很多施工方和操作工人对于建筑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
以彩画为例，中国古建筑在构件上画彩画有严格的实施标准：皇家建筑多用和玺彩画、重要衙门建筑多用旋子彩画，而皇家园林和王府的次要建筑一般采用苏式彩画等。但是近几年的四合院修缮工程中，苏式彩画随处可见，等级超越了王府。有的四合院甚至在屋内嵌满了各朝代各色龙纹雕刻999条。
这种用拙劣的堆叠和粗糙的工艺拼凑而成的作品，被评为“毫无生命和尊严的建筑。”“建筑本身源自什么朝代的风格、什么身份的人住、和周围环境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有严格的标准，好的建筑会自己讲故事。”马炳坚说。
“好建筑会藏着很多故事，每一个摆件、匾额都可能还原一段历史细节。”湖广会馆大戏楼总经理霍建庆说。穿过湖广会馆悠长的走廊，200年历史的大戏楼赫然眼前。戏楼主体建筑群雕梁画栋、磨砖对缝青水墙。四周墙壁是如新的博古彩绘，戏台上方是“霓裳同咏”匾，抱柱楹联长达一丈六尺。灯光亮起后更尽显当年的金碧辉煌，精致玲珑间难掩王府风范。
“1994年到1996年5月，湖广会馆经历了两年的修缮期，花费数千万元。在此之前这里居住了35户居民，柱子上到处绑着绳子晾衣服。大戏楼成了制本厂的仓库，堆满了纸张，据说‘前脚踏进戏楼就被灰尘没了’。”霍建庆说。
“保护和利用老建筑，无论是‘今为古用’还是‘古为今用’，前提都是尊重建筑本身的特点。”马炳坚说，“但这需要庞大的经济支持。英格兰纽卡斯尔一座由面粉厂改造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保留‘波罗的面粉厂’的字样，就花了7000多万英镑，而推倒重建费用才不到一半。评价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是否成功，实质是探讨局部建筑和整体城市、时代特征是否适应的问题。如果费半天力气换来的是一座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建筑，结果还是失败的。”
商业底线在于保留韵味
西琉璃厂附近胡同内的安徽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如今它沉睡在一片破旧的民宅中。很多在附近生活数年的住户，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晴朗的午后，阳光打在朱红色屋檐上，反射出明媚的光辉，不时有几只鸟儿寥落地飞过。没有门牌号、没有游客，在花费数年时间维修之后，一扇朱红色铁门将这里的身世与外界隔绝。“老建筑保护和利用历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话题。城市不发展就会没有生命力，而因为发展而伤害了独特的风貌，也会消磨城市的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说，“要夷平一片建筑或围起来保护很容易，而要将建筑融合为城市的一部分才是最大的考验。”
美国纽约苏荷区是游客参观的必到之处，然而这片钢铁生产基地变成艺术家聚集地后，也曾破旧不堪，甚至险些化为乌有。“20世纪60年代，洛克菲勒财团旗下的大通银行计划重新打造苏荷区，用成片新建的办公楼和豪华公寓取代旧厂房。在当地居民、艺术家和建筑师的极力反对下，1965年，包括苏荷区在内的900栋古建筑和50多个历史街区被列入保护名录。”金元浦说。
1973年，苏荷区被确定为文化艺术区，属于重点保护区域。这意味着苏荷区在整修时，必须坚持“以旧做旧”的原则，建筑物原有的外貌不允许再有任何破坏和更改。
在霍建庆看来，老建筑保护和商业利用不是非得“你死我活”。现在国内很多著名人文景点都在收取门票，也是创造商业价值的一种形式。
“但通常以这样方式经营获利是循序渐进的，很难产生‘裂变’式的经济效益。而商业化过程中底线就在于，建筑本身的韵味不能改变，获利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文化。”霍建庆说。
霍建庆说，目前湖广会馆大部分收益来自于餐饮和茶楼，戏曲演出的收益并不丰厚。“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用餐饮和茶楼带来的收入支持和保护戏曲演出。这两年又将茶文化、喜寿宴文化引入。而在戏曲演出部分，经典的段落虽然观众不多，但是湖广会馆始终保留着这些桥段。老建筑无论是利用还是保护，必须对原有文化起到传承的作用。”
“文化产业是公认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美、法、德等国家文化休闲服务经济产业已占到GDP的70%左右，与他们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我们要时刻提示自己，每一座建筑和城市在商业发展时必须保留自己的特点，与其‘模仿别人’，不如‘做好自己’。”金元浦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记者 骆沙
【背景链接】
北京规划史上的“梁陈方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北京城的城墙、城楼、牌楼都完整存在的时候，建筑学家梁思成竭力主张：要完整保留北京古城。他遇到知音——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1950年，两人联手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具体的规划，也就是后来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他们所构想的北京市区，以古城区、行政中心区和商务区组成，相互以绿带隔离;各个城区之内，居住与就业相对平衡，跨区域交通被尽量减少——这正是沙里宁所理想的“半独立城区联盟”。
此方案的核心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具体建议是：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后来，陈占祥在专著中对方案进行了解释说，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方案明确提出要疏散旧城区的人口。
“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
两位学者预言，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
他们的建议最终未获采纳，他们的预言也不幸成真。北京在过去50多年间持续在古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功能过度密集的中心城区成为吸纳发展机遇的“黑洞”，这使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郊区出现的若干个30万人口的卧城更加恶化了这样的局面，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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