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看来，中国像是一块巨石，庞然、集中。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同质化的影响力，但欧洲各国还是保持了各自的某些特质和文化特性，而大多数中国城市却是千篇一律的。
但事实上中国还是跟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更像是由许多规模相当欧洲国家的半自治城市构成的松散联合体，而非向全国统一施加政策的全能型中央集权政府。
大城市之间的竞争恰恰是中国经济活力的一大法宝。中国大城市的相似性掩盖了程度不亚于欧洲各国的激烈竞争。
中国城市的经济快速增长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沿海城市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试验。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从1979年的一个小渔村蜕变为今天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一线大城市。深圳之后，诸如广州、天津等大量城市也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现如今，各大城市纷纷利用税收减免等刺激政策来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到近乎残酷的地步。较小的城市专攻某些产品，较大的城市则集中了大量教育资源，具备相当的文化吸引力。就这样，中国实现了史上最快的城市“经济奇迹”。
但是“奇迹”是有代价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尤以城乡差距为最突出。中国的农村人口占了中国13亿总人口的54%，数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而这些农村人口大部分处于赤贫状态。主要原因是户口政策限制了他们向城市迁徙，同时其他政策长期有助于城市发展，而对农村发展不利。
城市间的竞争有利于消除收入上的差距。在过去十年里，中央政府允许不同城市试验不同的方法，用来消除城乡经济差距。
其中谈论最多的便是薄熙来主导的“重庆模式”。重庆是个具有3300万人口、大小相当于奥地利的超大型城市，通常被称作中国最大的城市。但事实上，这3300万人口中有2300万是农民。超过800万的农民已经迁徙到接近城区的地方工作，预计在未来十年，每年将有100万农民迁徙至此。重庆目前投入大量财政，致力于一项安居工程，旨在最终实现30%到40%的市民有房住。
同时，重庆放宽了户口政策，使得农民有了改变既有命运的机会。如今，农民可以选择注册为“城市”户口，并在三年后获取相同的教育权利、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只要他们放弃农村户口和对原有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
让我们再来看看四川省最大的城市——成都。成都拥有1400万人口，其中一半为农村居民。成都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唯一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减少的城市。成都主要集中于发展外围区市县，而非刺激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迁徙。成都市政府将30%的资源移到了农村，并加大开发区发展力度以保证农村居民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及堪比城市水平的教育、文化和医疗条件。
最近参观了成都一个开发区，该开发区由许多出口四川辣椒酱的小公司组成。大部分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了，然后在开发区工作——同时，那些想要在家种地的人也是被允许的。迄今，该地区三分之一的农田已被转化为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农业经营。
现在成都90%的农村居民都已被一项医疗计划覆盖，并且市政府也已引进了更加全面的养老金方案。农村学校的设施也不断升级，有些甚至超过了成都市区的一些学校，而且农村学校的老师们也被送到城里进行培训。
农村居民就业机会多了，福利变好了，购买力自然也就上去了，这有助于拉动内需。在2012年，成都将成为中国首个消除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法律上区别的大城市，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农村居民可以迁到城市。
成都的成功归功于长期而全面的自下而上的磋商和参与，以及一项清晰的产权方案。对比而言，重庆则是依赖政府权力来大面积迁徙农民，以期获取相似的结果。如果成都的“温和”模式被证明是更有效的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的话，那么其余城市皆可效仿，就如同在市场化改革中的深圳模式那样。
当然还有些本质上的区别：成都的土地富饶、气候温和，而重庆的地形糟糕、夏季闷热。成都的生活节奏缓慢，就连辣椒都更加温和。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最终，中央政府会判断哪个行，哪个不行。这也并非坏事，毕竟可以激发各地各自出招和相互竞争。
欧洲的领导人需要注意，中央权威机构不应该只是对“失败者”进行惩罚，就如同在欧盟处理希腊问题时那样，而同时要奖励“成功者”，以此树立榜样，对其余国家进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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