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依然风起云涌，危机愈演愈烈。2月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上，西方国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提出叙利亚政府应立即停火，并允许外界为霍姆斯等冲突区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与会各国承认叙利亚境外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叙利亚人寻求和平民主变革的合法代表。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中俄意识到这次会议的主旨无非是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施压，并进一步孤立阿萨德。事实上，中俄的立场非常鲜明，亦即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的“政权更迭”。于是，两国在2月5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果断投了反对票。此外，在2月16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中俄同样投了反对票。随后，中国政府也派出特使抵叙会见阿萨德总统以及有关反对派组织负责人，与有关各方就叙当前局势深入交换看法。
诚然，中国这些外交行动表明中国仍然贯彻“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准则。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在16日联大决议表决后解释说，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然而，这个外交核心准则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今日，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早已指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已经促成相互依赖的迅猛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的相互依赖，已经导致传统上的主权边界变得越来越形同虚设。内政与外交议题之间的界限也绝非泾渭分明。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之间的区隔也未必有效可靠。事实上，许多国际问题往往迅速演变为国内问题，这使得国家领导人不得不谨慎对待。诸如阿拉伯之春的迅速蔓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进而演变为一个国内议题。反过来，许多国内议题也会演变为国际问题，诸如这次叙利亚的内部冲突最终演变为国际热点议题，叙利亚政府随后也面临着外部的强大压力。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也应意识到如何与时俱进，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大趋势。随着中国的经济日渐与整个世界经济相融合，中国的全球利益不断扩展，中国的影响力日隆，中国或许也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外交准则。
事实上，这也是今日中国内部“现实民族主义派”和“实用民族主义派”在是否坚持“韬光养晦”这个战略上，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在德国波鸿大学辜学武看来，这两派在看待中国未来的外交战略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
一方面，关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雄心壮志方面，实用民族主义者认为在阐述中国的能力与成就时，应该谨慎。他们萧规曹随，并一如既往地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奉为圭臬。因此，很忌讳谈及中国的雄心与鸿图，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继续保持低调的作风。换言之，中国应该继续恪守传统的外交准则，不随意介入和干预他国事务。
然而，与实用民族主义者不同，现实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成为一个大国的雄心与壮志，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玩家”，尽管崛起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完成。因此，在他们看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国际社会在认识中国的真正意图上摸不着头脑，而是如何说服这些既有的大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会危害他们的利益与地位。
客观而言，现实民族主义者事实上已经修正了“韬光养晦”的方略，不再对其顶礼膜拜。因此，现实民族主义者更倾向于赞成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这表现在中国不应总是僵化地遵守既有的外交行为准则，也应因势利导，在恰当的时候进行国际干预。考察中国政府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外交举措，无论是在苏丹和南苏丹争端、利比亚危机、中国海外劳工安全、战略资源通道的保护等重要议题上，中国已开始进行有意识的介入和干预，并在逐步摸索出适应这个复杂背景的外交指导准则。
另一方面，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两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实用民族主义者对于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心怀强烈的不满，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用“多级化”来代替“美国式霸权”的想法。而现实民族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愿意接受美国主导下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为中国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和平崛起”本身就给国际社会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即中国愿意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郑必坚早已阐明，“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我们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崛起”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清晰地传达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国不再忌讳自身的崛起，但也承认如果要崛起，中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然而，“和谐世界”的流行与“和平崛起”的退出，重新宣告了实用民族主义者的胜利，中国又回到了那种力图驯服美国权力的思路中。
尽管中国依旧没有排除通过动员内部资源或者与他国结盟制衡美国的可能性，这就是中国不断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所在，但鉴于美国依旧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依旧非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将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只有在中国的核心利益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时，才不得不采取这个策略。显然，中美已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格局，因此，中国更倾向于与其他国家合作对美国进行“软制衡”。抑或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制度来约束美国的自由，削弱其行动的合法性，以使美国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
具体到叙利亚危机这个议题，中国与俄罗斯形成默契并在安理会决议上和多个外交场合中合力阻止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行动倡议。西方有些观察家敏锐地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不愿意看到安理会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发挥越来越重要影响的国际舞台。中国也需要通过明确的立场和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尽可能地制衡美国的影响力。这种软制衡无疑也会使中国付出一定的代价，诸如它可能会使中国在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形象受损，但这个代价并非不可弥补。
中国在叙利亚危机中的立场和行动表明，中国依旧恪守主权平等和不干涉的传统外交准则，它同样体现出中国对美国进行软制衡的用心。然而，中国同样有意识地在某些与自身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议题上有所作为，并开始进行谨慎的干预。无疑，中国近期的外交行动已经显露出某些矛盾，这些矛盾源于中国国内两个主要派别在看待中国未来的外交战略时存在明显的分歧，这就是今日中国外交在这个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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