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中国旅游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50年代，虽然有中国国际旅行社，但和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它实际上是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宗旨是“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建设成就”，能够到中国旅游都是和中国有特别关系的外国人士，规模很小，十年才接待了不到两万人。到了文革初期，旅游干脆被批判为“风景出口”。接待对象更限制在外国左派和中下层友好人士。这些人到中国后，一切费用由中国支付，甚至来华旅费也由中国出。旅游方针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推动“世界一片红”。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外国人要求来华访问的越来越多。毛泽东批示旅游“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些。”周恩来也说：“我们的旅游事业不是为赚外汇的，就是招待外国朋友来中国参观访问。但也允许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自费来看看，完全拒绝不行。”这样才开始接待外国自费旅游团体。参加的主要内容，也由大寨、大庆、沙石峪、红旗渠、韶山、延安、井冈山等政治景点，向中国的风景名胜延伸。当时国家旅游局负责人杨公素回忆，1974年接待10118人，收入373万美元;1975年接待17102人，收入641万美元;1976年接待21125人，收入817万美元;1977年接待32000人，收入1400万美元。直到1978年以前，中国旅游业的规模在全世界排在40名开外，与中国的规模完全不符。
最先向中央提出旅游是一个重要产业的是谁呢?霞飞曾撰文提到“纪登奎在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在工作中，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也会给国家带来较大收入的意见，他用‘无烟工业’一词形容旅游业，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一些具体意见。他的意见很受中央重视。后来中央按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这与纪登奎的意见和工作是分不开的。”
最近，我有机会向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先生请教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父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分管农业。三中全会以后就不管大事了，王任重分管农业是他推荐的。邓小平想留他一块干，就让他管旅游。他说：“第一，我不兼旅游局局长，为什么?因为做这个要接见外国人，我不接见，见外国人人家问我这事那事，我不好说。第二，我只在幕后做点事。”
他决定的事情基本上是两件：第一，中央所有的疗养院全部开放，像北戴河的疗养院。这样，接待的设施就增加了，不然设施不够。第二，外国人到中国，第一站一般是北京，北京设施不够，因此北京要盖一批宾馆。那时候没有钱，就决定中外合资建宾馆，第一批八个合资宾馆，包括长城、燕京、建国等饭店，就是他决定的。这是我们国家和外国人合资建饭店的开始。中外合资建宾馆，当时谁也不懂，怎么办?他不久前访问过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就叫中国大使馆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联系，把他们和西方国家搞合资饭店的合同拿过来，我们翻译完以后，照葫芦画瓢，跟外国人签合同。这是1979年的事。我查了一下，当时纪登奎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1980年2月的事，辞去副总理是1980年4月的事。
1979年以后，中国旅游业走上了快车道。现在每年入境游客人数已经过亿，年外汇收入超过400亿美元，步入世界前列。纪登奎对中国旅游产业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应埋没。
三十多年来，中国旅游业走了一条先入境、后国内、再出境的道路。起步阶段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汇奇缺，接待外国人入境旅游是一个极好的创汇途径。政府自然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吸引外国人和侨胞入境旅游，而对中国公民在国内旅游采取了不提倡、不宣传、不反对的政策。当时，中国人在国内旅游也只能是穷游，自费出国旅游更是不敢想的事。
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一部分人开始富裕起来，不但国内旅游的需求日趋高涨，出国旅游的需求也提上日程。1990年10月，开放了中国公民自费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三国旅游。其决策情况我无从了解。只是前几年在泰国旅游时，听导游介绍，泰国公主诗琳通到中国访问，在会见邓小平提出，希望开放中国公民到泰国旅游，邓小平当即同意。于是，泰国成为中国最早的旅游目的地国家之一。如果此情不虚，我们还应当感谢诗琳通公主帮助中国公民开启了出境旅游的第一道门缝。
我算是一个中国旅游从小到大的见证人，眼看着旅游一天天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元素，深深感到开放旅游对于中国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公民素质的发育，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官员公费旅游的顽疾。这不是旅游产业的过错，只要让三公消费完全透明，完全可以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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