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农历春节，“吴英案”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热议。1月18日，浙江省高院下达二审裁定，驳回吴英上诉，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吴英案”进入最高法院死刑复核阶段。此后，一些知名学者和律师联名为吴英求情，认为吴英的犯罪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很多网友亦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不久，又一桩民间借贷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议论。2月3日，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立人教育集团董事长董顺生等多名高管，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当地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资金链断裂、债权人索债则是其导火索。根据该公司此前自查统计，其民间借贷规模为22亿元，涉及债权人近4600名。但有当地知情人士称，立人集团实际的债务规模远大于公布的22亿元，可能超过45亿元。
事实上，自去年下半年温州老板批量“跑路”开始，就预示着民间金融困局成为近期的焦点问题。2011年4月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失踪之后，温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愈演愈烈，截至2011年10月，已有近40名老板不知所踪。仅9月一个月，就有接近20起，甚至出现在中秋之夜多个老板集体出逃的景象。
民营企业贷款困难，普通民众投资渠道有限，定期存款利率跑不过通货膨胀，民间借贷开始在浙江、江苏等地蔓延。随着宏观调控转紧，民间借贷利率不断攀升，甚至使部分正规金融的贷款亦流入民间借贷利益链，在继续紧缩的政策之下，链条崩断。借钱的老板、放贷的民众，乃至中国金融业法律体系，在链条崩断之后并无赢家。唯一可称为赢家的是，寄生于中国垄断金融机制下的正规金融机构，更准确一点，是正规银行。
温州疯狂
在温州市泰顺县立人集团旗下育才中学任教的王老师，从第一天开始，就接受了校领导的投资教育。当时，学校开出的存款利息是2分;一个月后，看到许多同事通过放贷获益，王老师也贷给学校5万元，先后共存入15万元。2010年初，立人以投资入股煤矿为由，希望教师将债权变为股权，并称三年后这笔钱将可能有3到5倍增值，未来还能分红，但要求是每30万元为一股。想入股但钱不够的教师，可以自己出20万元，学校的爱心基金会再借10万元，年息为24%，以方便其参股该煤矿项目。当时，许多教师受到诱惑，王老师也从亲戚朋友处借了几十万资金，加上自己的钱，共计100万元参股煤矿。
据统计，立人集团旗下的老师，80%以上参与了立人集团的借贷。
不只老师，当地农民也广泛参与其中。泰顺当地一位李姓农民表示，自己共有10万元，此前一直存在银行。2010年下半年得知育才学校还款纪录良好，就取出5万元贷给该集团，月息2分，定期半年。半年到期前几天，他就接到立人集团财务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利息已打入其账户，询问本金是否支取。见立人集团信誉很好，他便将自己和女儿的钱共计15万元都贷给他们。随后，他们的利息在2011年10月9日涨到月息3分;10月12日，月息又涨到4分。在得知月息涨到4分后，他媳妇更是私下以月息2分从他人处借款10万元，也放贷给立人集团。
立人集团仅仅是温州当地的一个案例，而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
吴先生是温州市瓯海区的私营业主，从事标准件制造领域。5年前，吴先生每年都能有三五百万的纯利润。然而，行业整体在走下坡路，吴先生的标准件企业工人从20人慢慢减少到5人，不仅产能不断萎缩，利润率也比5年前减少了70%左右。“不做不亏，越做越亏。”另一方面，他赋闲在家的老婆利用闲置资金放贷，所得收益却越来越高。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吴先生也收缩本业，进军借贷领域。
浙江一位记者称，现在说温州市“全民借贷”一点都不为过。她上海的一位叔叔，以前一直经营实业，在听闻民间借贷的收益率之后，立即拿出300万要求找人放贷。
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去年二季度储户问卷显示，民间借贷意愿继一季度创出新高后持续保持攀升势头，并超越其他投资方式，成为最合算的投资方式。其中，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了24.5%，较上季度提高4.75个百分点，较前年同期提高11.25个百分点。而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则较上季大幅下降5.25个百分点。显然，民间借贷在逐步取代楼市投资的地位。
另一项调查显示，温州有40%以上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的创办者方培林说：“在温州几乎是家家户户在从事金融活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从2010年下半年到去年底，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激增，“平时讲达到1000到1200亿的规模，但事实上最近我关注到一些监管机构透露出的信息，温州的民间借贷已经达到1800亿的规模。”
疯狂的不仅是温州，在江浙多数地方，以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全民放贷”都在上演。$nextpage$
泡沫破裂
疯狂总是要付出代价。
民间借贷利息开始不断攀升。据银监会温州分局监测数据，去年1至3月温州民间借贷月利率分别达14.822‰、15.075‰和15.381‰;温州人民银行将监测对象增加了担保公司等融资中介，测算出去年1至3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比上一个季度涨幅高达8个百分点。
随着去年开始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提高，银行理财产品大热，部分民间借贷资金转入银行，成为压倒温州民间借贷的最后一根稻草。
2月3日，立人集团董顺生被采取强制措施，立人集团集资案发。目前，王老师已将老家房子过户给他自己的债权人以抵偿债务，自己还要供房贷、供小孩读书和生活，日子非常艰难。老李家也是债主天天登门。
普通民众尚且如此，集资的“大老板”们更是热锅上的蚂蚁。2011年4月开始，温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愈演愈烈。老板“集体跑路”甚至直接使国家总理温家宝亲临温州，解决民企融资问题。
根据温州警方统计，截至去年12月8日，一年间，温州方面共查处了非法集资类案件57起，刑拘63人;打击查处因借贷引发的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涉案人员142人。其中，查处恶意欠薪类案件7起，处理恶意欠薪跑路的老板9人。
民间借贷泡沫破裂不仅伤了参与借贷双方的当事人，也伤及当地保险业。温州保监局提供的当地险企退保数据显示，2011年1至9月温州地区退保金额11.75亿元，同比增长59.3%，比保费增速还高出55.9个百分点。被列入温州保监局首批退保工作重点监测的3家公司数据显示，1至9月银保业务退保5.54亿元，同比增长70.7%，占退保金额的73.3%，件均退保9.49万元，同比增长112%。
当地3家主要保险公司还反映优质客户退保增加，件均退保保费增长明显，同比增长31.9%;生效时间较长的保单退保、高额保单客户未缴纳续期保费的情况增多。比如中国人寿温州分公司生效5年以上的保单退保金额达0.89亿元，同比增长73.0%。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全民借贷的背后，则是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温州卢湾区某小型自控阀门企业王老板抱怨，由于厂房是租的，银行不给贷款。但事实上这家仅40多名员工的企业每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利润率有30%，高于同行业其他企业，即便如此，这位期望扩大投资的王老板还是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另一温州小企业主感叹：“根本就不敢想从银行贷款。厂房都是租的，哪里去找抵押物啊?”
即使有抵押、有政府支持，在银根紧缩政策下，要从银行贷款同样很难。温州市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打火机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占全球市场70%左右的份额，也是唯一一家将打火机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无论从公司规范化治理还是企业信用上，东方公司都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即便如此，该公司负责人透露，还是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
有关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型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为48.3%，而小型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比例则高达67.8%。
去年发布的“花旗-CCER服务型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调研成果显示，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障碍，对服务型中小企业来说融资形势更加严峻。
去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对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数千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则显示，小微企业贷款量相对较小，但由于他们多存在轻资产、资信评级不足等先天障碍，贷款能力要远远弱于大中型企业。不少小微企业主反映银行贷款难度大，即使最终成功贷款，由于手续过于繁琐且申请周期长，也会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缺乏足够担保和抵押而导致贷款失败的案例十分普遍。多数存在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只能通过亲友或者民间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这需要承受远远高于银行的资金成本。
另一方面，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缺乏兴趣。虽然国家政策已经逐步向小微民营企业倾斜，但落实到操作环节，银行仍存在诸多担忧。“贷十个100万和贷一个1000万，银行收入一样，可前者成本就高出太多了。”一家银行的信贷员称，其部门人力有限，而很多小企业财务流程不规范，对其调研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并不愿过多地接手小额信贷业务。
花旗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浙江，只有约20%的企业可以享受到银行贷款。
民间投资渠道有限
民间借贷之所以疯狂，也离不开另一只巴掌——数额巨大却又无处可投的民间资金。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上海一名普通公务员李婷婷一家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考察各种投资渠道。房地产仍然是首先考察的目标，详细了解了上海周边几座城市的房价和政策后，还是认为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暂时不会变，所以暂不考虑。
除了房地产，李婷婷一家还考察了红木家具、普洱茶、茅台酒、黄金、铂金等等，此外，李婷婷还积极参加各种投资加拿大、投资欧洲股市的讲座。但最终一家人意见不一，还是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投资渠道。
而早在2007年，李婷婷就已投身股市。当时在朋友的怂恿下，高位买入中石油，结果2008年在股价腰斩之际被迫割肉。现在想来李婷婷对当时自己坚决“割肉”感到“得意”，她婆婆当时买了汇丰一款QDII产品，当年的15万现在只剩下七千多。
春节之间，李婷婷便已接触到民间借贷。当时一位温州的亲戚跟她说通过熟人放贷，收益很高，并问她要不要试试。在和家人商量了好几次以后，还是认为风险太大，没有选择这项投资，“不受法律保护，万一被人骗了拿不回本金也只能干瞪眼儿。”
多方权衡之后，李婷婷目前仍然只能选择她奶奶最常用的投资方式——买国债和存定期。
然而，通货膨胀率日益高企，“负利率”时代存定期的方式显然也是“赔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年CPI指数比2010年上涨5.4%，高于年初设定的4%的目标。全年食品价格上涨11.8%，是拉动CPI 上行的主要因素。
有人计算过在2011年各种投资渠道的收益情况，其中最赚钱的渠道居然是“卖报纸”。2011年，如果将1万元投资白银，去除通胀因素、汇率因素后，亏损额是2040元;如果买了黄金，账面上亏损额219元;如果投资中国上证A股，最后手里只剩下7292元;而这些都还没计算交易成本。如果什么也不买，把钱存一年定期，一万元也会没了190元。有网友打趣称，去年炒股不如卖报纸，年化收益率14.4%。一名网友在微博上表示：“昨天我妈和我说，她年初订了两份报纸，共花了180元。到年底的时候这两份报纸卖废纸共收入206元，折合年化收益率为14.4%。这可比银行存款利率和CPI的涨幅都高不少!”
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已经经历了持续22个月的“负利率”，即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连续22个月低于同期CPI涨幅。
更多的人没有像李婷婷一家那么有定力。在持续的“负利率”以及民间借贷的高收益诱惑之下，将钱投入了“疯狂”的民间借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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