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类不同的道德伦理主张
道德形象获得尊重的前提是，受众可以理解其行为的逻辑，并推测自己如果加以努力，也是可以做到的。
对于道德伦理问题，当下中国社会流行着三大类不同主张。
启蒙自由主义秉持第一种立场。他们相信，自己处在历史的终结处，他们生活的现代社会就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最好的社会，不管它有多大的问题。宝马、iPad、微博、摇滚乐、罗尔斯、全球化，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孔子时代有吗?没有。既然如此，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根本不需要什么道德重建，知道自由两个字的开放的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好得很呢!
这个自由主义群体滔滔皆是，其最恰当的代表就是李银河女士。他们的自由就是个性解放，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性解放。自由的本质就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意志，当然他们会加上一句：只要不伤害他人。从根本上说，他们相信，自由意味着无道德，或者说，唯一的道德就是自由本身。在此之外谈论任何道德，都不可避免地是强制，精神强制。在此之外谈论道德重建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试图建立一种精神强制体系。这样的精神强制与权力的强制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因此，他们的主要批判目的其实是道德伦理，而不是不受约束的权力。
那么，社会如何变好呢?启蒙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是：只要越来越多的人们——当然是呈现为个体的人——具有自由或者权利或者民主的自觉，社会自然就会变好。社会变好的问题就是启蒙的问题。
政法自由主义秉持第二种立场，他们是制度决定论者。但制度经济学会说，道德、伦理其实也是制度。因此，制度决定论者倒是承认，道德、伦理是重要的。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会注意到，当下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状况是极为恶劣的。
不过，当制度决定论者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时，他们就忘记了道德伦理也是制度的基本原理，而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完全限定于正式制度，也即法律与政体安排——制度决定论其实是法律与政体决定论。他们说，当下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状况很糟糕，但你不能从道德伦理领域着手，相反，你得从法律与政体方面着手。因为，道德伦理状况之恶劣就是法律和政体造成的，这些正式制度不合理，人们的选择也就很扭曲，道德伦理也就堕落了。
因此，要解决道德伦理堕落，必须首先变革法律与政体。在此之前，谈论道德伦理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把制度问题转换成为道德伦理问题，而扰乱人们变革制度的意志和行动。
于是，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制度决定论者与启蒙自由主义殊途同归，都拒绝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讨论道德伦理。应该说，当下社会精英群体，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主要秉持这两种立场。
至于官方，对于道德伦理则秉持另外一种观念。首先，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与知识分子不同，官方倒是十分看重道德伦理问题。这一点有其历史渊源。从根本上说，现代激进革命天然内涵着强烈的道德诉求。事实上，它如此强烈，以至于已经突破了此前人类社会的一般道德伦理，而处于迈克尔•博拉尼所说的“道德的反转”状态。它强调一种高调的革命道德，这种道德是超越传统的一般性道德伦理的。
毛泽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为此就需要培养新人，为此也就需要同时在两方面进行道德努力：
第一，摧毁旧的道德伦理。为此，权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摧毁传统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运动。两千多年来塑造着中国人之生命、生活的儒家价值与制度，遭到毁灭性打击。
第二，打破之后，即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当然是心灵图画。为此，体制树立了诸多道德影响形象。并通过强大的宣传体系、教育体系，把这些人物所承载的道德、价值植入每个人的心灵。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英雄，都是道德英雄，官方也特别突出其道德的一面，此即所谓“红”。当然这是革命的高调道德。一直到今天所树立的英雄，仍然是如此性质。
问题在于，道德形象获得尊重的前提是，受众可以理解其行为的逻辑，并推测，自己如果加以努力，也是可以做到的。这种承载着高调革命道德的英雄却是大大超乎常人的，他们要被人们接受，需要受众也同样具有高调革命道德的自我期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众或许确实具有这种自我期许，但最晚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这种革命道德氛围就消散了，普通人回归为常人。于是，那些革命道德英雄就没有吸引力了。相反，不解、嘲笑成为人们对待他们的一般态度。王朔的小说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九十年代之后，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意识形态鼓励和制度诱导，导致全民以发财致富为最高价值。在这种氛围中，高调的革命道德英雄，在普通人心目中，更是十分陌生的怪物了。这样，高调的革命道德传播就不可能有效果。
回归儒家的时代已经开始
道德不需要外在灌输，道德的种子就在每个人心中。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扩充这些种子，由此，自我也就趋向于完整、真实。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力量，都没有能力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道德伦理问题。他们甚至根本都没有洞察问题之所在。这倒也并不奇怪，他们都是典型的现代意识形态。现代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就是瞄准一个人间天堂，为了这个天堂而用自己发明的价值塑造人——这种价值一定是全新的，也一定是反道德的，最好也只是非道德的。其所不同者仅在于各自的天堂之装修风格不同，因而其价值有所不同而已。
因此，中国人如果真想重建道德，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只有一条路：回归，主要是回归儒家。因为，自孔子以来，尤其是从汉代以来，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主要就是由儒家维系的。历史证明，它是成功的。
当然，现代人会说，历史算什么。那我会说，当今中国之所以必须回归儒家，也是因为，儒家确实具有维系一个常人组成的社会的道德伦理的能力。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维系”。这一点也正是古典的儒家区别于一切现代意识形态的地方。儒家绝不是要用自己的一套价值、信念塑造人，制造出实现自己设定的人间天堂的新人。
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孟子•公孙丑上》的一段话，略予说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人皆有心，人心中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因此，道德不需要外在灌输，道德或者说道德的种子就在自己心中。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扩充这些种子，由此，自我也就趋向于完整、真实。因此，每个人都是可以道德的，也应该是道德的。当然，不同的人扩充的能力不同，因而现实中人的道德的程度可能不等。但在孟子、在儒家看来，对于人来说，道德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也就是说，儒家的伦理学是常人的伦理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提醒常人向善的伦理学。每个人只要养心、存心，就走上了趋善之道，就是善的。这个善，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智、仁、勇，或者就是忠、孝、节、义。这些道德伦理并不追求高远的目标，而只是让人的生存体面、有尊严，只是让日常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同而和，只是要在社会中塑造和维系一种基本秩序。因此，儒家让人向善，儒家之善又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到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两千年，儒家能够维系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纷纷接受现代意识形态而背离儒家，也抛弃儒家所发现、论证、护持的人心，而走向了无德或者败德或者道德的反转。相反，礼失而求诸野，在普通民众身上，还可以看到儒家式道德。这就是中国的希望。而这个希望要扩大，精英群体就必须放弃意识形态幻象，回归古典。
回归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真正的、意义最为重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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