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增长目标设置为了7.5%，去年的增长目标是8%。这样的调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调整很重要吗?这种改变到底有多大的理解空间呢?
从技术的角度，这样的变化首先意味着中央政府放弃“保8”了。管理层意识到美欧经济恢复和提高国内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并非一日之功，通过地方政府政绩工程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再继续走下去也太危险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再加上通货膨胀和国企改革的停滞，都意味着继续通过以往的激素治疗法刺激经济是比经济减速更危险的事情。
其次，中央政府用改变这个作为预期目标的数字，以较以往更大强度向外界再一次做了宣示，中央政府继续维持其过去一贯的态度，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反对唯经济增长的政绩观，反对那种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地去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一如既往地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追求可持续的和共享、平衡、和谐、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措施，如果没有展示决心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真正瞄准病源的具体措施，如果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阻碍中国经济转型、阻碍法制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形成的力量没有最终扣动扳机，人们就未免会担心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在管理层正确理念的不断宣示中，在管理层苦口婆心的劝诫中，在高污染、高能耗、涸泽而渔式的老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如何如何”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如何”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如何去达到自己所宣示的目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采取了行动了没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所宣示的目标。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或者说要维持同样的速度必须要使用越来越大剂量的“兴奋剂”，越来越强的刺激手段。
这个数字的变化，也是与中国经济减速这一事实随行的。
由于目前这个半新半旧经济体制的局限，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由于中国经济成长所处的特殊制度环境，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一直是很低的。如果我们坦诚一些的话，我们都明白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中国经济崩溃论会周期性地出现。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或者说要维持同样的速度必须要使用越来越大剂量的“兴奋剂”，越来越强的刺激手段。
虽然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管理层，与其他经济体的管理层相比，这个管理层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调控资源，拥有最丰富的调控手段，拥有着和天空一样开阔的随机处置空间，几乎没有什么制衡的力量，可以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判断没有什么顾忌地进行相机抉择。
同时，尽管中国经济是一个由强管理层主导的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却是非常大的，尽管管理层总是在日理万机，殚思竭虑，疲于救急，仿佛一位技艺高超的钢琴家在刻意演奏一支高技术难度但并不悦耳的钢琴练习曲。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我们的经济是半市场经济半政府管制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持续进行下去。
中国经济因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还无法在它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竞争性经济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因此就必然会丧失掉内生的自我发展能力，所以就“不找市场，总找领导”。
市场机制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主导，前者为果，后者为因。本来是市场的事情，如果一定要由领导来做，只能是输血、药物刺激了。大量服用兴奋剂，中国经济难免不患上药物依赖症。一刺激就过度兴奋，大拆大建、轻度追尾，通货膨胀，飞到半空中，还得想办法如何软着陆;不刺激就昏昏然，没有精神，经济失速，找不到工作，社会不稳定。痼疾也。
所以，8%的后面有7.5%，7.5%的后面还会有7%，7%原本就是管理层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年均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值。7%的后面同样会有6.5%，后面的后面是多少?这取决于管理层的勇气，按照温家宝总理的伟见，除了管理层的勇气，还取决于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再说，把8%或7%看作是必保的红线，这本身就是社会生活不正常的一种反映。如果一个社会充满公平正义，即使零增长也未见得就不稳定。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赢者通吃、弱肉强食，即使经济高增长也未见得就能心平气顺、国泰民安。哪有什么中低收入陷阱，翻翻中国历史书，查查陈胜吴广和李自成张献忠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就知道了。转型陷阱倒是需要我们严肃对待。$nextpage$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本质上是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从8%调整到7.5%，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即使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也最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从这个角度理解，也是科学与理性最终占据了上风。所以，依然具有积极的含义。
说被动，是因为如果不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速度，在现实意义上而不是在前瞻意义上已经清楚地表露出而不是预见到无法安全地维持原先的速度了，中国也许不会在2012年的此时此刻去调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值。所以，笔者个人以为这种调整显然存在被动跟随的味道。被动跟随的味道大过主动引导的味道。
如同中国的许多经济改革都是逼出来的一样，不到万分紧急，不陷入险境乃至绝境，管理层往往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做出让步，做出利益上的让步;往往就难以迸发出足够的改革勇气去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国家，经济改革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严峻的现实状况被动地推着向前走的，而不是在一个全面系统的、有清晰改革目标、着眼于未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全面规划下进行的，尽管中国是一个喜欢制定各种计划和形形色色规划的国度。套用现在的时髦词汇，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如果和局部的系统性改革方案相区分的话，就是缺乏所谓的“顶顶层设计”。
这种调整当然也含有管理层主动引导的导向涵义。管理层再次表达了自己并未搞GDP崇拜，也从未主张过。中央政府20年来一直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意义，要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有外延式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内含式的经济增长，后来又提出了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绿色经济增长等等新说法，其实意思都差不多。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事说了20年，还在说呢?问题非但没有解决，甚至没有缓解，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经济改革到了今天的这个层次，改革已经无法按照帕累托改进的方式来进行了，改革已经无法在每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都不受损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了。管理层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目前的政治体制特色本身就决定了中国这样一个基本利益格局。经济改革为什么缓慢?就是因为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就是经济改革的对象，中国经济改革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绝非管理层几句振聋发聩的呼吁所能解决的。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本质上是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是无法向前推进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这个质变指的就是法制的、自由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而非半新半旧的有中国特点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半新半旧就很要命了，管理层活动的边界还没有清晰地界定，姑且不说这个活动范围是画得大一些，还是小一些。该管的事情没有好处就不愿意认真去管，不该管的事情只要有好处，不让管还不乐意，无利不起早，“越位”与“缺位”并存，经济管制无处不在，寻租活动泛滥成灾，社会管理漏洞百出。该强的地方很弱，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抓小放大，抓小苍蝇，放大老虎。该弱的地方又很强，行政垄断横行霸道，各种管制泛滥成灾，制造泡沫透支未来，巧妙设计强征重税，政绩工程劳民伤财。
管理层的活动区域本来就是模糊的，管理层的权力还得不到有效的制衡与问责，严重缺乏透明度。许多改革已经演变为折腾，许小年教授有句精彩的点评：中央说不折腾，许多地方官员非要在不后面偷偷加个逗号，“不，折腾!”中国经济成长的代价能低吗?效率能高吗?经济发展的果实能共享吗?经济增长速度能总维持在高位吗?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经济体，利用其后发优势，维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然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有其必然性。
这就犹如一个考40分的同学，把成绩提高到60分、70分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把成绩从90分提高到95分就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时间。经济学上叫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但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经济失速来得过早了，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还过早吗?的确是如此，中国的长期快速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新闻语言，可以称之为经济奇迹，但从学术的角度，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现代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从最本质上说，就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就是自由竞争的成功。经济自由就是中国经济30年快速发展的最基本的经验。
劳动时间的巨量投入，自然资源的巨量投入，让人不敢正视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利用后发优势所获得的飞速的生产技术的进步，国民收入令人心酸的超低消费率，地方政府年复一年的大兴土木，自由的富有秩序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就凑成了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人已经无法再投入劳动时间了，大家勤奋得都疯狂了，抑郁了;还有多少自然资源可以透支，我们还有子孙;如果我们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全世界的能源都给我们使用，也无法一直维持现在的增长速度;环境与生态破坏的情况就像PM2.5一样，终究会浮出水面，不可能永远藏起来，治理污染、恢复生态所需耗费的金钱将来会超过我们以此为代价所获得的;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已经没有多少了，毕竟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了，我们不能总是扮演学习者和模仿者，要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我们就终究得演变成创造者，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可能年年都以大幅高于GDP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总有个极限，目前已经接近极限了，老百姓毕竟还是需要衣食住行这些基本消费的;一些地方政府多年来的大拆大建已经闯下大祸，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起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推到了未来世界上任何有点专业水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把它当作经典案例的程度，也很难设想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了;美欧这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未来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蒸汽机、电、计算机技术这样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推动，很难预期他们能够获得高速经济增长，从而对中国产生旺盛的出口需求，况且他们的老龄化问题以及与此高度相关的政府债务危机都非短期能够解决;世界的平均关税已经很低了，贸易壁垒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国际贸易领域还存在很多贸易摩擦，但自由贸易的国际贸易体系已基本形成;世界上局部动荡乃至局部战争目前正处于活跃期，因为世界在转型，但转型的方向和结果是和平和民主，这一点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是有力的。
通过改革，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在现有的体制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调整政府宏观调控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值也是必然的，国内外各种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因素，其演化方向大多数都是对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速和头盖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不利的。如果管理层不在行动的层面上实质性地推进深层次制度变革的话，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很快将突破中国这个经济体的最高载荷，成为无法承受的一种致命负担，为我们带来难以承受的可怕后果。
所以，我们不是无计可施、更不是别无选择。有很好的选项在等待着我们去选择，那就是通过改革，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只要管理层能够勇敢地选择深化改革，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30年。良好制度的威力，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难以想象的制度红利。中华民族的崛起依靠的是制度，而不是“聪明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不可能是约谈、呼吁、名人名言这样的雕虫小技。
没有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如何建立起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呢?我认为，以认真的、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面向未来的态度积极地去创造条件，将国有经济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破除行政垄断，向这个国家的主人开放经济领域，不要再把他们当做防范的对象，更不要与民争利;解除名目繁多的经济管制，实现对内开放政策;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法制，保障民生，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优化税收结构，简化税制，降低平均税率，恢复经济活力，改善实体经济的制度环境;最为关键的是，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面向未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诚恳地创造条件去推进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融入世界主流。若能如此，则是民族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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