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最有实际意义的部分便是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即中国版的“国情咨文”)。报告为2012年(温家宝在位的最后一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定了基调，其中包括要减缓经济增速。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为7.5%。这使得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数年来首次低于8%。尽管如此，中国历来倾向于超额完成GDP目标，因此预期增长目标并不能必然反映根本的经济状况。GDP目标的设定更是作为某种政治信号，来提醒各级政府不要再盲目崇拜GDP，而是要让位于一拖再拖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这不仅仅是喊喊口号而已，因为政府认识到经济再平衡必然需要对经济增速减缓的更高容忍度。正确理解北京方面为何要减缓经济增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前几天在China-US Focus网站(旨在分析中美双边关系的网站)上写到的：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优先要考虑的事便是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增速，而是处理紧张的政治经济局面和多年来简单追求经济增速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在这两方面，温政府并未唱主角。而且，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公共观点，政府越来越感到处理社会平等、生活质量等问题已迫在眉睫……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经历了35年的经济极速增速后，经济增长已不再那么刻不容缓了。单单增长经济已不再是万灵药，无法再掩盖结构问题，也无法确保社会制度的政治合理性。
为何如此?因为中国公众，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注意到所有人说的中国经济奇迹并未使他们自身奇迹般地富有起来。确实有某些人变得非常富有，但这只能让人们更加感到体制向少部分人倾斜，而却糊弄了大部分人。让情况更糟的便是，这部分受惠于中国的经济奇迹而神奇般富有起来的人恰好是官员阶级或者是官二代……
但是，代表基层民众的全国人大近3000名代表确是来自不同阶层，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程度不一。据彭博社的报道，在这几千名人大代表中，70名最富有的代表净资产总值达到了900亿美金。为了更清晰地看这个数据，我们如果把这些资产均摊到70名代表身上，那么每名代表拥有的净资产超过了10亿美金，而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仅为3500美金……”
社会不公正问题已对政局的长期稳定造成了潜在威胁。共产党已将自身建立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它的选举繁荣与其是否具备能不负选民所望的持久能力相关联。暂时地，似乎实现能让每个人生活都好一些的总体经济增长就已足够。
但是以后这将不再足够。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精英们对党对政府任命的垄断不大满意。而且他们对政治体制应该实现的结果的期望迅速提升(这就不仅仅是GDP的问题了)。中国的部分富人认为，在法制薄弱的现状下，他们感到自身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其他人仅仅想要通过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来获取安全感。事实上，部分超级富人已开始“用脚投票”，他们把孩子送往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有些甚至申请绿卡作为应急方案。人们越发感觉到体制并未提供大部分人足够的安全感，而仅仅保护了极少数的权贵阶级。
然而面对此种局面，却鲜少有人认真地采取任何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许多人并不认为民主制能好到哪儿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是给中国高层带来了不安因素。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黄育川近来在《金融时报》撰文对此进行了论述：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不少成功，使6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收入差距却逐步拉大，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0.47，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仅在0.25上下。这已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这个制度缺乏关怀，当前决定个人机遇的是其社会地位而非个人努力。
中国社会骚乱的增多与30年前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进程已陷入停滞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国家预算和银行体系在满足分配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二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进行管理时发生了扭曲。”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