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金日成百年诞辰，朝鲜将于4月12日至16日期间，用运载火箭发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三号”。
2月29日，美国和朝鲜达成“闰日协议”。朝鲜决定在进行有效的朝美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和宁边的铀浓缩活动，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暂停铀浓缩进行监督。美国则重申将不再敌视朝鲜，并本着尊重主权和相互平等的精神改善双边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同意向朝鲜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并努力促成更多的粮食援助。然而，签署协议的墨迹还未干，朝鲜就在3月16日发表了此项声明。
朝鲜方面宣称，朝鲜此次发射卫星是其和平开发太空计划的一部分，朝鲜将遵守有关国际规定和惯例，最大限度地保证透明度。然而，美日韩不约而同地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美国称朝鲜的这一计划“极具挑衅性”，并认为朝鲜的发射行为违背了联合国相关决议并对该地区构成威胁。除了强烈的口头抗议之外，美日韩也在积极磋商具体的应对措施。朝鲜则针锋相对，一方面指责敌对势力竞相指摘朝鲜合法的卫星发射，另一方面则声称将不顾反对执意发射卫星，并将邀请外国机构和记者观摩卫星发射。显而易见，此番唇枪舌战又意味着朝鲜半岛原先比较平稳的局势急转直下，朝鲜半岛再度风起云涌。
日本政府于3月19日开始准备工作，欲用“爱国者”拦截朝鲜发射的卫星，同时美国拟再次对朝鲜进行金融制裁。反过来，朝鲜则对美日韩等发强硬警告。朝中社于21日称，如果核安全峰会通过有关朝核问题等声明文件，朝鲜将视其为“开战宣言”。
为什么美日韩倾向认为朝鲜发射的不是卫星而是导弹呢?为什么它们会对朝鲜的发射行动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事实上，这次危机只是上一次争端的延续而已。
早在2009年4月，朝鲜就已进行发射行动，虽然朝鲜声称发射的是通讯卫星，但美日韩则一致认为那是导弹。这次风波也导致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发射活动进行“谴责”，并要求朝鲜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发射活动。时隔三年之后，朝鲜故伎重演。
美日韩等国之所以会对朝鲜的发射活动具有强烈的反应，那是因为它们对来自朝鲜的威胁具有一致的判断。一般而言，影响一国对他国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对方的综合国力、地理区位、进攻能力以及进攻意图。对于美日韩而言，朝鲜经济凋敝，其综合国力不可与它们相提并论。然而，朝鲜的军事力量却不可小觑。韩国经济研究院今年初在一份题为《朝鲜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的报告中就指出朝鲜的军力已达历史顶峰。这种强大的军事实力又由于韩国和日本与朝鲜的相邻而让它们忧心忡忡。这种相邻使得韩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中首当其冲，因为朝鲜的导弹能够覆盖日韩全境，而美国作为日韩的盟友，自然不可能冷眼旁观。
事实上，正如专家指出，不管朝鲜发射的是卫星还是导弹，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这表明一旦发射成功，朝鲜的火箭技术及远程投射能力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这显然会增强朝鲜的军事力量。因此，美日韩对此反应激烈。
诚然，尽管朝鲜军事实力与日俱增，但如果朝鲜没有明显的进攻意图，那么美日韩也不会对此感到特别忧惧。尽管我们难以判断一国的意图，但或许可以从它过去的行动中找出某些端倪。对于美日韩而言，朝鲜过去的一举一动足以表明其具有明确的进攻意图。美日韩认为，这种意图不仅体现在口头上，也落实到行动上，诸如天安号护卫舰沉没事件以及延坪岛炮击事件则是明证。一旦美日韩确信朝鲜的进攻意图，那它们自然会对朝鲜的威胁保持高度警惕。
如上所述，这四个因素导致美日韩团结一致抗衡朝鲜的威胁，反过来，这也增加了朝鲜的不安全感，进而诱使朝鲜采取边缘政策。半岛局势因此急转直下，这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半岛风云的写照。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依旧非常明显，冲突与矛盾依然是朝鲜半岛的常态。
中国人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战略安全屏障’，这种历史经验在一定的时空范畴内是有效的，但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历史经验。
针对朝鲜发射卫星计划引发的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在3月20日阐述了中方的立场。简言之，中方认为各方需要相向而行，保持冷静克制，避免情绪化反应，否则只能激化矛盾，导致更加复杂的局面。与此同时，中方也希望并支持朝美双方继续保持对话接触，珍惜并履行来之不易的对话成果。$nextpage$
换言之，中国还是遵循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基本立场。不可否认，朝鲜的出尔反尔以及不断升级的边缘政策一方面给美日韩带来威胁，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制造了许多麻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牛军甚至认为，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朝鲜冒险政策的“屏障”，因此中国的对朝政策应该“走出历史”。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进行历史经验的检讨。这个历史经验在于，“近代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地缘战略思维留下的深刻烙印，它导致中国人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战略安全屏障’，后来又因冷战造成的南北分立而使这个‘战略屏障’限缩到北朝鲜”。这种历史经验在一定的时空范畴内是有效的，它曾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时移世易，世界已变，中国在变，因此这个历史经验在今时今日的有效性与真实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应当“检讨传统地缘战略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这样可以减少政策调整的障碍。
尽管牛军教授并没有详细阐述中国应该如何检讨这个历史经验，但他的观点也许会引起许多中国知识精英乃至大众的共鸣。朝鲜反复无常的行为虽然有其合理性，因它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但这种方式还是引起了中国民间的不满。《环球时报》也曾罕见地对朝鲜的刚愎自用和冒险政策发表社论指出，“朝鲜不应得罪中国民间”。社论认为，随着中国民间对朝鲜态度的转变，中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俯顺舆情，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呵护、忍让和维持中朝战略关系不受丝毫损害”。显然，中国应当重新审视与评估这个历史经验，并对其进行更深一层的解剖。
朝鲜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安全屏障，它依旧是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焦点之一，这是我们进行检讨的大前提。
事实上，摊开中国地图，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地缘安全政策的四环关切。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曾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说明。
具体而言，第一环关切就是内部安定和领土完整，其意味着中国必须维护汉族区域的政治稳定。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有效控制西藏和新疆这两大地区，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军事安全至关重要。此外，中国也必须高度关注台湾问题，因为其与中国的领土完整休戚相关。再者，中国也必须防御其领土遭受攻击，中国的军事计划都假设，在任何攻击行为中，敌人都会将战火烧进中国的领土。这也是今日中国宣称其军事开支主要用于维护领土安全的重要根据。
第二环关切则是与邻国的关系。中国周边邻国众多，而且每一个都有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美国虽然与中国隔洋相望，但因为其把军队部署在中国周边邻国的领土上，所以也成为中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中国曾与周边许多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战争，但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已经解决了许多边界问题并与其它国家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然而在这一环中，“中日之间存在根本与结构性的零和游戏”。
第三环则是五个复杂的区域关系，其中包括东北亚、太平洋(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日本)、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每个区域都有独特的复杂问题，而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也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这些区域。
第四环则是中国的全球安全利益，这一环在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显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在这四环的安全利益也面临新的变数。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环和第三环的变化使得中国昔日的应对措施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与邻国的稳定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深受影响，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在第三环安全议题中的转圜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似乎如美国著名专家裴敏欣所言已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行动应当非常慎重，因为它既是中国的邻国，又是东北亚格局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是中国在第二环以及第三环安全关切中的重要变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是中国第一环关切的议题，因为朝鲜问题(诸如崩溃或者瓦解)所造成的影响能够轻易外溢到中国。鉴于此，中国仍然要将其视为战略安全屏障，这个经验并不应该否定。500年前，朝鲜儒宗成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皇朝救我，诚千古之所无，而亦因事势而生。自古天子都中原，我国在东偏徼外……固发天下兵来救之，所谓存朝鲜，所以存中国者，其意也。”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核力量的有效制约及中国同日美等传统敌国的关系已大幅调整，敌对国家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的危险已经微乎其微。
退而言之，一旦如此，因中国经济与战略重心的南移及现代海空技术与战力的空前发展和战争模式的革命性变化，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将首当其冲。因此，一旦敌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其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或许不会重演。
朝鲜作为战略“门户”的作用或许会受到削弱，但它始终是中国的战略安全屏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积极地介入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动力所在。
仔细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1992年，中国在加速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不顾朝鲜的强烈反对与韩国建交，这是朝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朝鲜在经历了金日成突然去世、与美关系日渐恶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等一连串事件后，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政策。中朝贸易总额锐减，在对外政策上，特别是与核问题及导弹相关的政策上，朝鲜也更加强调自主性，中国也没有积极介入第一次朝核危机。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朝同盟关系在转变中出现过许多摩擦。随着局势的演变，中国逐渐意识到原先的调整存在许多风险，重新将朝鲜纳入其往昔的战略轨道之中，朝鲜再次成为中国的安全屏障。但是，中朝之间已经难以回到往昔的同盟关系，因为朝中关系的恢复不是因为理念及战略思想的共鸣与共享，而是基于一种国家利益的考量，这势必影响中国对朝政策的选择。
可以看到，今日中国对朝政策的困境在于：一者，中国与朝鲜已经不是同盟。如是同盟，那这个同盟也非常脆弱。尽管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依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如前所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已经在情感与心理层面上使得中朝同盟变得有名无实。双方不同的战略关切导致这个同盟存在的基础受到了削弱。二者，与此密切相关，既然中朝同盟已经变得非常脆弱，那么朝鲜越要自力更生，朝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化独立自主的能力。事实上，纵观整个中朝关系史，朝鲜寻求独立自主的意愿与决心始终如一。大一统的观念使得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决心要将朝鲜半岛纳入其行政架构之中，然而朝鲜方面则坚决抵制中原王朝的这种做法，它们自认为朝鲜与中国之间是一种国与国的关系。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导致汉、隋、唐各个王朝与朝鲜之间爆发无休无止的冲突与战争。最终，朝鲜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体受到了中国的认可，这也是学者黄枝连所说的“天朝礼制体系”之所以建立的根基。
尽管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中国向朝鲜提供不计其数的援助，但研究经验表明，援助并非形成同盟的原因，其同样不能导致援助国控制被援助国。吊诡的是，随着援助的增加，被援助国实力的增强，被援助国的自主行动能力和意愿将更加强烈。中国无疑对朝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控制朝鲜。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