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一文中的说法，我很是认同，在任何国家道德的规范其实都是建立在法律健全的基础之上的。以开车为例，很多人都说外国人开车是如何规矩，如何有礼貌，但事实上这种规范的驾驶习惯是源自于严格的法律规范。因为意识到醉驾的巨大危害，按照美国法律，禁止车主在车箱里放任何已开盖的酒瓶子或盖有盖但只剩半瓶的酒瓶子。同时在美国，酒的买卖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美国买酒，你得出示身份证，二十一岁以下是不能买酒的，如果有人卖酒给二十一岁以下的人，就是犯罪。再比如扫雪，下完雪之后，美国人家家户户都会很快出来把门前打扫干净，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自家门口的雪就要由屋主负责，在雪停的几小时后必须把门前的人行道清扫干净，否则会被罚款。如果有人在房主门口的人行道上摔伤，房主还要负责所有医疗及后续费用，没有商量余地。通过法律将公民的职责义务直接明确，也就间接地促进了公民道德的提升。
——大连读者 王力
贵刊上期《回归儒家才能重建道德》这篇文章的一些理论，本人并不完全赞同。作者说“中国人如果真想重建道德，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只有一条路，回归，主要是回归儒家”。我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来没有一种学术理论能适用于所有时代。儒家学说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伦理道德学说，但那是以农耕时代、封建时代为模板提出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全球化”，孔子的时代没有地球的概念，世界就是中华，就算是到千年后的清朝，也没有正确认识到世界的广阔。可以说儒家文化是在一个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统治了华夏大地数千年，但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能起多大作用，就是一个问号了。诚然，回归儒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政府也可以提倡，但时代已经变了，环境已经变了，我们真的还能回到诗书礼乐、钟鼓齐鸣的儒家框架中吗?
——苏州读者 徐敏
前阵子油价又涨了，今天看到《“集体协商”幻象下的出租车改革》一文，第一个念头是出租车的起步价又要涨了。北京是一座离不开出租车的城市，在北京工作的人打车时也少不了听出租车司机“唠叨”要如何挣份子钱，如何辛苦。一方面是出租司机的辛苦劳累，另一方面是市民不断反映的“打车难”问题。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出租车的多少。出租车太多，出租司机肯定“空跑”的就多，收入就少了，车太少则又会造成“打车难”的问题。北京出租车的主管部门近日想出一个办法：允许乘客拼车，同路乘客每人收计价表上的60%费用，如果有一个早下车，第一个下车乘客付当时费用的60%，第二个乘客付当时费用的60%加之后独自乘车的全部费用。虽然这个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打车难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其它问题却更多。其实我们为何不能借鉴外国私家车变出租车的办法，在一些高峰时段，经过备案的私家车主挂上顶灯，载同方向的行人上路。这样既能增加出租车的数量，也不影响出租司机的平时运营。不过交管部门是否乐意就不知道了，毕竟允许私家车变出租车，是很难收到“份子钱”的。
——北京读者 黄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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