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热卷土重来，出人意料。很多地方开始“常态化”学雷锋，如长沙千所学校、百万学生“续写雷锋日记”，对学雷锋先进人物给予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政策优先;教育部要求各类学校将“学雷锋”纳入学生考评等等。随着宣传，在网络和微博上，雷锋也被推上了“质疑”的风口浪尖，有人质疑雷锋当年事迹、日记和照片的真伪;有人质疑灌输式和功利化的学雷锋，效果是否会适得其反;也有人质疑学雷锋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矛盾。
50年时光，物转星移，今天与诞生雷锋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出现任何质疑都是正常的。众声喧嚣中，我最近读到了刚出版的《雷锋：1940-1962》一书。读这本书你会发现，雷锋并不是宣传中的“公而忘私”、“勤俭节约”的螺丝钉形象，而是一个爱玩、爱拍照、长发、追求时髦和名牌，沉迷时尚的潮流先锋。他开拖拉机、当炼钢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军，一直站在流行时尚的前沿，所以美国《时代周刊》会把雷锋称为“戴皮帽子的嬉皮士”。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还回答了人们对一个士兵为何会有300多张照片的疑问。摄影师张峻在书中讲述了当年摆拍雷锋的事实。
时代就像一个人，总会把自己的稳私藏起来，希望抖露得越少越好。然而，人们在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时，真实从来都是最高主题。因为只有从完全真实的人类经验中，才可能真正去学习与获益。给一个人贴上善恶、好坏的标签很容易，但如果我们对当事人的心理事实不了解，对那个时代的历史境况没有分析，对当年整体的精神和社会现实没有判断，就轻易得出学习或否定的结论，显然都失之偏颇。对雷锋这样一个“榜样”人物，就更是如此。因为个人总是处在特殊的时代境遇中，不仅与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无法抽离时代而孤立地存在。尤其对那些左右个人善恶的特殊历史原因，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我们同样无法把握一个人的精神脉络。从这个角度说，《雷锋：1940-1962》是有价值的，它至少开始给雷锋去魅，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当然这一步走得很艰难，因为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从已披露的雷锋行为和日记来看，雷锋显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的也只是一些平凡的小事。在公益和慈善理念普及的今天，他的事迹甚至比不上当代的一些知名公益人士。但在媒体宣传中，他总是异常高大、遥不可及，这是我从小就有的困惑。在传统国家，人们常通过推崇英雄或伟人的功勋和精神，来引导青年理解历史和生命的价值，比如以色列人的亚伯拉罕，中国的孔子和关羽。但进入现代社会，对英雄和伟人总是加以提防，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去魅”，一方面去除了天道、报应、神恩之类的观念之魅，一方面也去除了英雄、伟人的偶像之魅。因为不除巫去魅，人就会与理性精神背道而驰，自然影响到公民意识的形成与成长。所以现代社会，只有历史人物或名人。即便有伟大的人物，也是指那些在思想殿堂有创造、有历史贡献的人，因为他们的卓越思想、社会行动、科学或艺术成就，有助于公民塑造自身平等理性、自由包容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今天，各种各样的名人越来越多。与神、圣人、君王或政治偶像比起来，名人的毒副作用要小得多。名人好歹还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丢丑跌份的时候。因为神、君王、救星的衰落，才有了名人的繁荣，它其实是社会走向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广阔的公共生活，呼唤各类名人，对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来说，它也是一贴能解毒去魅的膏药。名人总是与民众连在一起的，没有民众追捧，名人便丧失了地位。但民众情绪的变幻无常，注定名人的影响力只是一时的。这也是现代社会，再难塑造全社会共同学习的英雄和偶像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了解一个真实的雷锋，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所思所想。这样或许因为他的真实、鲜活，或许因为他对苦难历史的见证，能让我们体会到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当人们敞开心扉，抛开那些强加给雷锋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许能聆听到那来自历史深处另一种真实的声音。有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思考，我们对当下应当承担的公民责任，也会有一份更为清醒的认知。
如今的人们说起雷锋，大多想起的还是他的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实质上这是一种很原始的道德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到佛教说的“行善得报”，表达的都是这样一种原始的道德观。如孟子所说，这些都属于“不学不虑”就有的“良知良能”，就像人的恻隐之心，是一种本然之善。只要社会不对人性进行损害和扭曲，人的本性中就有这种秉赋。到现代社会，显然对一个公民的道德观有了很丰富的理解。除了肯定良知的价值外，还多了分享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理念。
现代社会并不强求公民必须“无私奉献”，更不会让“无私奉献”变得功利化，而成为公民的一种自我选择。一个公民只要不违法，能承担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就是一个好公民。而一种成熟的公民意识，会在关注自我利益、帮助别人之外，主动去促进公共利益的进步与发展。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主动培养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技能与素质，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他们或对国家事务进行辩论，或对重大事件进行公民调查，或对弱势群体展开救援，或对政府决策发表公开主张。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把公共权力看作是控制与服从的关系，而把公共领域看作是一个平等、协商、合作的互惠空间时，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自治状态。这些观念显然是雷锋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具备的。
同样在现代社会，助人为乐的理念变得更加丰富。公益和慈善“助人为乐”，不只包括钱财物的救助，更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种公益行动。在现代社会，慈善属于市场分配后的“二次分配”，与纳税及福利有同样性质，政府会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来鼓励民众和民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民众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所以对当下来说，如何从立法层面，来保证给民众提供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给慈善组织以充分的独立性和民间性，变得更为重要。这些理念，显然也是当年的雷锋所无法理解的。
雷锋生活的时代远去了。与其去学习那个遥远的雷锋精神，不如先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雷锋。因为只有展现了一个生命的真实经验，才能让学习不沦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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