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在3月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2012年度中国国防费用将比前一年增长11.2%，增幅较去年12.7%略有放缓，达到6702.74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军费开支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李肇星重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有限的军事力量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根本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执行国际救援与护航等任务。
李肇星同时指出，与其他国家例如美国相比，中国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较低。以2011年为例，中国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28%，但美国和英国的比例都在2%以上。此外，李肇星指出中国政府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财政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保持国防费用合理适度的增长。例如，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因此2010年中国的国防支出仅增长7.5%，这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国防支出增幅首次降到一位数。
中国军费的增长，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此感到不安。
一方面，防务分析家估计中国国防的实际支出可能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虽然李肇星在记者会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国防费主要包括人员的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这三大部分，但有些分析家认为这个数据并没有包括武器采购以及研发费用，因此实际开支应高于官方数据。例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中国实际军费占GDP的2%以上，而美国国防部估算去年中国实际军费为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中国方面刻意压低军费增长的速度。《简氏防务周刊》甚至预测未来3年中国国防开支将会猛增，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增至238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8.75%。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军事决策过程不透明不公开，外界也难以获取有关军费的准确数据，因此美国官方近两年淡化在中国军费问题上与中方的争执，而更多地将焦点转向要求增加军事透明度和说明战略意图。不仅美国如此，中国周边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有所表态。
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军事建设，中国军队已经成为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区力量，其在远离中国的地区投放兵力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的邻国(特别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为此感到惴惴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外界所言，中国不断上升的军费开支有可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并促使中国的邻国与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然而，防务分析家明显混淆了军事实力的“有用性”和“可用性”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混乱认识源于他们对权力或实力的认知有失偏颇。
在他们看来，实力或权力便意味着控制。换言之，权力就是让他人去做他们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而这意味着国家在必要的时候要动用武力。他们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军事力量的“有用性”和“可用性”之间的鸿沟。按此逻辑，中国巨大的军费开支意味着中国军事实力日益强大，而军事实力的强大意味着中国能够更加容易地控制其他国家，最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
显然，这种逻辑漏洞百出。因为纵观历史，哪怕是公认的世界强国也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其他国家。再者，强大的实力也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大国一定能够如其所愿，获得其所期待的结果。美国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尽管冷战后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颐指气使或单打独斗，美国同样面临着如约瑟夫•奈所说的权力的困惑。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这更是如此。简言之，分析家对实力或权力的片面认知导致他们在看待中国的军费以及军力时往往有失公允。
不可否认，军事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没有军备的外交，正如没有乐器的音乐。”虽然腓特烈大帝驰骋沙场的年代与当今时局存在天壤之别，诸如核武器的威力可能是腓特烈大帝未曾预料到的，但国际政治的本质或许没有改变，因为今日国际政治依旧体现为国家对财富与权力的明争暗斗。尽管核武器的面世让大国之间的军事战争变得遥远，尽管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的时代，但安全困境的存在，依然导致国家不遗余力地建设军队和扩展军备。毕竟，军事实力是遏制他国的入侵以及在遏制失效之后保家卫国的重要屏障。因此毫不奇怪，不管各国的领导人如何对和平念兹在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明或暗地在推行武器的更新换代和作战技术的推陈出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事实力依旧是国家实力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外界对中国国防开支和军事建设的批评指责或许有些小题大做。
李肇星指出，鉴于中国辽阔的幅员，漫长的海岸线，复杂的周边形势，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所以中国也有必要增加国防支出，维护国家安全。笔者认为，李肇星的这番论述并非毫无道理的辩护，因为他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增加国防开支的根本原因。反过来，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南北各临弱国，东西有鱼群相伴——使得美国国家安全获得更可靠的保证。在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看来，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其他大国相互区隔，这直接降低了他国入侵的威胁，同时也能够减少美国权力可能带给他国的威胁感，因而也减少了他们联合抗衡美国的动机。既然如此，那为何美国还能名正言顺地将大量公帑花在国防开支上，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却始终成为舆论质疑的焦点呢?细想一下，这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傲慢和偏见罢了。
或许分析家会说，他们担心的并非中国的国防建设，因为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这无可非议。相反，他们忧虑的恰恰是中国过去10年(1999-2008年)国防支出年均高达16.2%的增幅。他们会质疑，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仅仅是为了保家卫国?为此，他们要求中国增加军事开支的透明度并说明确切意图。
如上所言，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亦即他们相信中国将会使用这些军事力量。换言之，他们没有意识到军事力量的有用性与可用性之间存在真实而又深刻的区别。他们下意识地认为既然要发展军事力量，那这些军事力量必定有朝一日能够派上用场，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许多军事家和政治家也笃信这个逻辑。
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来自一战前的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 Von Hotzendorf)。在他看来，军事力量犹如资本总额，如果不用于投资就毫无用处。易言之，投入军事力量就意味着将其投入战场。否则一旦不用，这些军事力量就会犹如闲置的资本一样贬值。在这里，军事力量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可用性。另外一个比较现代的版本来自美国的奥尔布赖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她曾就美国是否干预波斯尼亚战争向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发问，“如果不用这些武器，那请问它们有什么用?”时移世易，但个中逻辑并无二致。如今，这些政治家和分析家同样面临这种困惑。
这个困惑只是庸人自扰而已。事实上，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一回事，但中国会不会使用这些军事力量则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中国而言，前者是不可控制的，即国际体系要求中国不得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后者却是可控的，即在对外政策中，中国可不可以或者应不应该使用军事力量去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中国明确指出其“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这种战略的重要意图恰恰在于表明中国不轻易或不随便使用武力去争夺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和平崛起的战略与中国增强军备建设并不矛盾。在外交政策上，经验证明，当今国家在运用军事力量实现国家利益方面所面临的一如既往的有限性告诫中国不能轻易鲁莽地挥霍自己的军事力量。事实上，就算跟中国核心利益息息相关的台湾问题，中国虽然承诺不放弃武力，但是中国的对台政策始终以和平统一为基调。再进一步说，军事实力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够发挥威慑作用，进而使得一国并不需要动用武力就能够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可以说，当一个国家无须在利益冲突中实际使用武力时，武力的作用最大，也能够最好的为国家利益服务。在权力表现得最充分最完全的地方，武力的使用就越少见，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军事力量可用与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毫无疑问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中国的战略家在深思熟虑之后指出，基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现实制约因素，中国必须奉行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具体而言，中国外交的首要目的在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而非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其次，中国必须淡化乃至消弭其他国家对其崛起的忧惧，进而避免其他国家齐心协力抗衡中国。
为此，在军事建设这个议题上，中国一方面需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抵御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和遏制。这就是中国进行航母试水，J20试飞，发展反舰导弹，以及竭尽全力地发展反介入和区域阻绝(anti-access area denial)能力的原因。这些毫无例外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维护中国安全。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通过加强军事实力阻止其他国家结盟抗衡中国。
不可否认，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但将这归罪于中国则有失公允，因为中国的军事建设其实也是建立在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估之上。纵观中国周边国家，凡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在大规模扩展军备，这些国家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导致中国也不得不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军事建设步伐。事实上，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为何保持两位数的增幅，这也跟上述两个因素息息相关。简氏防务咨询机构的亚太分析师麦陶华(Sarah McDowall)表示，“北京方面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其他国家日趋强硬的政策，并且一再表示，它不想挑起军事对抗”。另外，“这次军费增加是受到美国重返亚太这个战略行动的刺激，其将使中国在南海、东海和黄海这些有争议的水域上为捍卫自己的海上主权奠定更加坚实的实力基础”。
尽管东亚地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领土争端由来已久，美国的介入使得这些问题越来越复杂，但不管如何，中国不会轻易动用武力来攫取领土，中国的防御性战略表明这些军事力量的首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发挥一种真正的威慑作用，其至少使其他国家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考虑中国的反应以及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中国过去的外交行动便是明证。进一步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意图是否同样明确呢?美国重返亚太的目的是什么?美国是否也有必要跟中国说明自己的意图?当下许多分析家和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避而不答，而一味要求中国说明自己的战略意图，这似乎有点不可理解。
军事力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军事力量可用与否，则未必如分析家和政治家所想的那样直截了当。
在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今日，使用武力获取利益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因此一国在动用武力上也不得不更加慎重。哪怕是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美国也不得不吸取经验教训。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硬实力的作用依然重要，但软实力也将发挥更重要的角色。它使得一国能够在不使用武力的基础上让他国做本国意欲其所做的事情。这股软实力浪潮始于美国，但同样蔓延到中国。归根结底，诚如约瑟夫•奈所言，“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武器能够取得胜利，还在于谁的故事能够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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