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火车进站》、《工厂大门》为标志，电影呱呱坠地，并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综合艺术。电影进入中国并不晚，1903年就有电影放映，1905年，中国人就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已经相当繁荣，鲁迅就把看电影作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然而，到了文革年代，电影却变成了公众生活的稀缺品。造成这一局面的也是一位曾经的电影演员蓝苹，她后来嫁给毛泽东，改名江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1966年初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规模很小，参加者只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江青让他们陪着看了几十部电影和几出戏。她对大部分影片横挑鼻子竖挑眼，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这个纪要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强调会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样，江青个人对电影的好恶，对文艺的好恶，就成为国家意志。此后，不论是国产电影，还是进口电影，几乎都被打入封资修行列，老百姓再无观看的权利。数年间，能和公众见面的故事影片，就剩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等有限的几部，以及引进的少量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故事片。文革中后期，恢复了故事片创作，但江青把电影视为自己的地盘，居高临下，说三道四。故事片《创业》连王洪文都同意公映，江青仍然横加指责，让电影界无所适从。毛泽东不得不出来说话：“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江青让老百姓几乎没有电影可看，她却不少看电影。在陈墨、启之主编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中，电影资料馆专家戴光晰女士回忆了相关往事。“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刘庆棠等人负责选片小组。说是为毛主席为中央首长选内参片，又让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专门为他们译片。“四人帮”里看片的主要是江青和王洪文。那些尚未译制的影片，就让戴光晰等懂外语的专家现场口译。
“钓鱼台的人都是半夜看影片。但是他们手下的人要提早好几个小时准备。比如晚上八点就把你接进去，免得有差错。先到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在客房里等着，一直要到凌晨快两点江青才来。这些人在钓鱼台都是一个人一个楼观看。王洪文跟江青一个是17号楼，一个是14号楼，楼下是服务人员呆的地方。江青看电影不带别人，自己一个小放映厅，沙发前还有一个脚凳，后面有两个护士随时给她测体温。她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好多东西都没有看进去，倒是注意女兵洗澡。俄罗斯人洗澡都要用白桦树枝拍打身体，她看不惯，说：‘这是很下流的。’王洪文跟江青不一样，他是从上海的一名工人当上副主席的，我去他的楼里，听见他在楼上叫：‘再来一瓶茅台。’他在那里大吃大喝后，醉醺醺地下来看电影。他对严肃的影片不感兴趣，《悲惨世界》看了一半多点就不看了。他感兴趣的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娱乐片。姚文元是搞评论的，也不看这些东西，他热衷于耍笔杆子。张春桥看片子也不太多。”
江青、王洪文能看内参片，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能看。戴光晰回忆到翻译内参片时感受的微妙气氛：“70年代初，朱老总常把内参片调到‘中联部’礼堂与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一起看，我非常愿意去为朱老总翻译影片，因为在那里我经常见到耿飚等老同志，复出的邓小平也常去那里。老同志们都默默地坐着，寡言少语的彼此相见知道都平安无事就够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前的两个星期还在中联部看片，有一天他没来，老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似乎已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叶帅经常请荣毅仁夫妇看内参片，利用这种场合彼此见面很好，因为这不是聚会，只是一起看影片而已，其实叶帅看片时经常打瞌睡，他调片常常是为了别人。宋庆龄最了不起，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陈毅同志到‘中影’公司来看片，一边走一边用四川话大声嚷嚷：‘什么《山本五十六》，什么《虎，虎，虎》，我怎么都不知道!’”
粉碎“四人帮”以后，电影开始了逐步解禁的过程。有关部门开始影片的节奏，远远满足不了各界人士的文化饥渴，于是，看参考片成为一时的风气。当时各部门召开全国性会议，都要找电影资料馆调几部尚未公映的电影，招待代表。电影资料馆也举办了日本、意大利、法国电影回顾展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请外语专家现场配音放映。不论是电影圈里的人，还是电影圈外的人，纷纷通过各种门路，搞来票子观看。倒票的黄牛，也趁机小赚了一笔。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成了最风光的地方。
随着技术的进步，看电影的门槛一下子降得很低。有了网络、光盘等传播渠道，普通人不出门，不进电影院，只要有一台电脑，成千上万部影片就可以自由选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电影成为政权高层特权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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