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后海附近幽静的胡同，不但牵系着我对叶剑英元帅的思念，而且牵连着我和另一位元帅的机缘巧合。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叶剑英家。出发前，为了不走错路，我专门问了曾经去过叶剑英家的老同志，把他们说的路线详细记在本子上。可是，真的到那儿时，我还是有点找不着了。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门。
“你找哪儿?”那是两扇铁门，关得严严的。听到我的敲门声，铁门上狭窄的瞭望孔打开了。
“请问，这是叶副主席的家吗?”我问。
“不是。”
“我是总参的，来执行任务，请问叶副主席家是哪个门?”
听说我是总参的，瞭望孔里的战士伸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处院落：“那一家。”
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工作。但我时常会想，我曾经走错的那一家究竟住着谁?能住在叶剑英的对面，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首长了。和叶剑英家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后，有一次，我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对门是谁家呀?”我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徐帅的家。徐向前元帅。”
真没想到，一条巷子居然住着两位元帅，而且还是比邻而居。中国人讲究“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可见二位老帅的融洽和默契。
1977年，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加强整军建军，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军委组成了一些委员会，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后来，由于年事已高，徐向前陆续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各种职务，但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却一直伴随着徐向前，直到他1990年去世。我由于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曾经多次为徐向前提供战略研究资料。令我感动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徐向前仍然密切关注着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以及战争战略因此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原因，我和徐向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些联系。
1990年6月，我突然接到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打来的电话：“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急需你的帮忙。”李而炳说，语气非常着急。原来，89岁高龄的徐向前因为发烧住进了301医院。由于发现痰里有抗酸杆菌，医务人员怀疑徐向前旧的结核病复发了，于是决定使用链霉素，进行抗结核病治疗。“医生们给徐帅注射了罗马尼亚进口的链霉素，但没有疗效。听说法国的更好，你能不能请我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给买一些带回来?”李而炳问。
“没有问题。”我连声答应，“着急吗?”
“着急，十万火急!”
“李秘书，请你放心，为了徐帅的健康，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办理此事。”
“最快的速度有多快?”
“一天。”
放下李而炳的电话，我马上拨通法国的国际长途，找到我们驻法国使馆的武官韩开河。中国与法国相差7个时区，当时法国正值上午。韩开河接到电话后，立即奔上巴黎街头，买到药后又立即赶到机场，托人把药带回。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上午，这盒珍贵的药品就飞越半个地球，降落在北京。中午时分，我把这盒药亲手交给了李而炳。
我祈盼着徐向前能够早日康复。可惜天不假人以年，1990年9月21日，传来了徐向前病逝的噩耗。后来，李而炳告诉我，301的医生检验了法国买来的药，认为还是国产的好，因此决定选用国产药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结核治疗，徐向前病情明显好转，体温一度恢复正常。但最后还是多器官衰竭，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无回天之力。
我所收藏的《徐向前军事文选》，上面的印章，是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帮助盖的。徐小岩也是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曾经将他的著作《信息作战导论》(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签名赠我。同样，通过徐小岩，2004年9月21日，我又得到了徐向前夫人黄杰亲笔签名的摄影集《徐向前和黄杰》(长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这本书上还钤盖了徐向前和黄杰的印章。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徐向前的印章，《徐向前军事文选》上的印章是阴文的，《徐向前和黄杰》上的印章是阳文的，二者的字体字形几乎完全相同，构成了一个阴阳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作者简介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