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每年的“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可能谁也说不清。
虽然说不准，但政府、民间、学界都不否认中国的“三公消费”具有万亿数量级的规模。近几年来，各级政府为遏制“三公消费”，所发的文件恐怕也是成千上万的。但“三公消费”不但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中国的“三公消费”增长率不仅跑赢了CPI，而且跑赢了GDP的增长率。公款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仰仗茅台这类官酒的助推，单桌官宴过万已非罕见。外出开会、“考察”的路线越来越远，许多会都开到了外国。干部外出考察在中国已成了公款旅游的代名词。在中国还有“红色旅游”这一专业词汇，但红色旅游也是旅游。也许中央政府觉得反正也管不住公款旅游，还不如让他们到老区去灯红酒绿呢!好歹对改善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能够起点作用，就算回馈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革命前辈的后代。
政府制定的公车标准形同虚设，但虚设不如不设，装样子装得都使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失去了严肃性。
中国的“三公消费”这种顽疾有办法治理吗?
各类专家如同大夫，从来不会说这个病自己瞧不了。但是我想告诉读者诸君的是，坦率地说，这个“中国病”，以目前中国的医疗条件还治不了。
注意，不是现代医学治不了这个病，而是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具备治理这个“常见病”的条件，缺乏先进的设备，这个先进的设备就是现代政治制度或民主制度。当然，这个民主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但不管具体某一个国家的民主有多“特色”，都离不开人民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能够把政府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并放在阳光下。失职的官员能够及时受到问责，地方政府治理一方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定期授权而非上级政府。一个官员完全可能收买上级，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收买人民，如同仆人可能与管家串通起来坑害东家，但绝无可能伙同东家一起盗窃浪费，中饱私囊。不合逻辑呀!官员可以欺骗上级，但如何能够欺骗天下呢?让管家和仆人想办法解决多吃多占、坑害东家的问题，岂不荒唐!难怪治理“三公消费”的文件编了一份又一份，订起来厚得都快成大英百科全书了，有用吗?当然没有用!
还有人说“三公消费”与官员的收入低有关，官员的合法收入的确很低，但谁敢说官员的收入低呢?官员自己都没有勇气说。大家为什么会对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呢?为人民服务?恐怕是准备为人民币服务吧!官员的合法收入低，平均收入可高得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做一名公务员当成自己的第一选择。大家坦诚一些吧，我们的年轻人已经把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越来越别无选择地寄托于贪污、受贿、盗窃国有财产这类犯罪活动上了。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和国家的耻辱。在把权力关进人民指定的有效的笼子里之前，不要再说什么高薪养廉，不要再说什么通过提高官员的收入来遏制“三公消费”了。提高他的收入，只不过是不必要地在他们的收入方面“锦上添草”而已。
解决“三公消费”这个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很老土，说得都有点庸俗了，那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真正站起来，把政府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并放在阳光下。治理一方的权力要得到人民的定期授权，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行政。这就是传说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权力受不到人民的监督，权力必然就会被滥用!这本是个常识，但就是有人不尊重常识，甚至要改造常识。中华民族在现当代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倒霉就倒霉在怀疑常识，蔑视常识，缺乏常识，抛弃常识，刻意掩埋常识。
必须让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的监督。必须把政府的权力关在法律的笼子里，依法行政。
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分析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都被追溯到基础性的制度上面。
中国的改革，推进到今天，如果不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三公消费”这类“中国病”就会愈来愈重。要解决“三公消费”问题，靠的不是文件，靠的不是开会动员，靠的不是抓倒霉鬼，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而是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不是在月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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