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灾后重建惊现豪华办公楼”!4月20日，审计署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2011年度审计结果。从审计结果看，部分单位违规超标建设办公楼的现象非常明显。
四川三台县2011年新建政务大楼外墙面，超标准使用中空钢化玻璃幕墙装修，面积1993.84平方米。最大的一间单人办公室面积66平方米，超出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干部使用面积9平方米标准的6.3倍。
中江县万福镇、广福镇等9个乡镇党政办公楼项目，楼层高3.6米至4.2米，超出标准层高3.3米的规定。同时，两个镇在党政机关办公楼重建中，违规规划建设广场6591.49平方米、花园3647.78平方米。
黑水县规划建设局办公楼项目，实际建筑面积1305平方米，按国家标准应控制在486平方米以内，超出国家标准的169%。
广元市广电中心项目，其网络设备估算投资220万元。截至2011年9月底，该单项工程已支付合同款760.18万元，超估算投资540.18万元，投资控制不严格。
虽然说公众对政府部门大建楼堂馆所已有“审丑疲劳”，但“汶川灾后重建惊现豪华办公楼”的审计结果，还是深深刺痛了公众。而大兴土木，不过是种种“政府病”的症状之一。
病症之一：白宫、天安门似的“豪衙”屡见不鲜
河北大名县“一用就是50年”的县委县政府大院，被人津津乐道。
大名县委县政府大院除了几间上世纪90年代建的平房，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还有一些是1921年的房子。从县招待所引过来的暖气也只能供一部分办公室使用，另外一些办公室在冬天只能或靠空调制暖，或仍旧生火烧煤取暖。与之相对，为了改善中小学的办学条件，现在，大名县正在制定“校舍安全工程”3年规划，预计投入5亿多元，用3年时间，使全县中小学校舍逐步达到8级抗震标准。
虽说破落，但在公众心目中，大名县县委县政府大院颇有“鹤立鸡群”的感觉，在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建设豪衙的大环境里，这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政府纷纷建豪衙。一方面经济贫困，财力捉襟见肘，学校、医院破败不堪，一方面大兴土木，对外豪言壮语地介绍办公楼“30年不落后，50年不过时”。
河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濮阳县建设的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暨公务员培训楼，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达3200多万元。濮阳县纪委、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机关也各寻门路，建起了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大楼总支出800多万元，其中300万元是挪用该县化肥厂“4050”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
偏远村镇建造豪衙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重庆市忠县黄金镇耗资400余万元，修建了形似天安门的办公楼。
豪衙并不一定如外表那般光鲜，流传于民间的“豪衙背后有贪官”也并不完全是流言。因决策建造外观状似“白宫”的豪华办公楼而出名的原郑州市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郑州市惠济区的办公新址，以其山水景观式的建筑格局和500多亩的占地规模，曾经引来了大批外地政府部门参观学习。
当“豪华衙门”在国内掀起一波又一波舆论风暴时，《国际先驱导报》曾把目光投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办公楼，试图寻找破解豪华院府楼的“黑匣子”。
然而，当五大洲四大洋一圈电话打下来，询问外国的“月亮有多圆”时，颇让记者惊诧的是，其他国家当地的政府办公楼十分简陋，远不能跟国内的比。
印度同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中国。《国际先驱导报》驻印度的记者说，新德里没什么高楼，最好的要数星级宾馆了，装修得像皇宫一样。至于政府办公楼，一般都比较破旧，里面的办公设施也很简单，因为财政预算卡得紧……
在日本，政府部门大多挤在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旧楼里，除了几个重要部门，其他省、府大多是几个部门共用一栋楼。”一般情况下，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办公室会有几十位工作人员同时办公。
古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气派堂皇的办公大楼绝对算不上是神圣而值得称赞的“殿堂”。$nextpage$
病症之二：“旅游式考察”竟成市场热门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这却被一些地方官员用作“以出国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的遮羞布。公务员考察学习目前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众多旅行社的“兵家必争之地”。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许多地方掀起了到国外考察农村建设、学习先进经验的热潮。韩国一些旅游机构便专门为中国官员定制了“考察套餐”，许多风景区甚至打出了“欢迎新农村建设考察团”的中文字幕。
据《半月谈》杂志披露，东北某省会城市市郊的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老徐，说起赴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的感受时感叹不已：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这个市一共去了120名村党组织书记，考察费用花了100多万元，都是市财政全额承担。参观内容和地点主要有：南怡岛、春川明洞、首都首尔、景福宫、民俗博物馆、青瓦台。
发生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案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管窥大量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真相的“窗口”。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一行10人公款赴欧洲旅游，然而，其游程尚未完全展开，就因其持有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系伪造，被芬兰边防局拒绝入境，强制遣返。经办这一旅行团的中介业务员张文娟在接受采访时说：“每年公款出游的团组相当多，我经手的真正因公务出去考察的团只占实际出国团组的三成。”
为惩处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早在2010年6月，中央纪委印发了《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共8条，1100余字，对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以及应当适用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条款作了规定。
《解释》明确界定了“用公款出国(境)旅游行为”。根据《解释》规定，“用公款出国(境)旅游行为，是指无出国(境)公务，组织或者参加用公款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到国(境)外进行参观、游览等活动的行为;其中包括无实质性公务，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参加会议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行为。”
同时，《解释》结合典型案例，针对用公款出国(境)旅游行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以不正当方式谋求用公款出国(境)、组织以营利为目的的双跨团组用公款出国(境)等行为，在《解释》中共规定了12种具体违纪行为，并明确了给予党纪处分所应当适用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条款，为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遗憾的是，“旅游式考察”之风依然不减。今年2月20日，网上传出举报材料称，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长何旅华率团公费旅游，24人出行5天，仅半天在开会，人均花费5800元，全程住五星级酒店。何旅华向记者承认人均花费5800元，称4天半的景点游览是“考察中的私人旅游项目”。龙岗区纪委21日通报称，何旅华变相旅游问题基本属实，并责令龙岗区司法局参与旅游的全体人员退回违规旅游费用，上交财政。
病症之三：多如牛毛的“庆典”奢华登场
这几年，企业员工“晒年会”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与企业年会并肩齐飞的是，政府机关的年终总结大会也越来越豪华了。
年终岁尾，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都要召开工作会、总结会。但这些会议往往选择在四星级、五星级酒店召开。在星级酒店开会当然价格不菲，可是各部门和单位却空着现成的会议室不用，不惜耗费巨大财力“移师”星级酒店。
豪华登场的“年终总结”也是政府“富贵病”的一种。年终总结、工作会议，本是为了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解决问题，来年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但当会议“移师”豪华酒店奢华登场，再好的“执政为民”成绩也无形中打了折扣。
奢华的“年终总结”，好歹是每年一次。比年终总结更遭人烦的是，如今政府机构主办的所谓“节庆”多如牛毛。但凡地方有些特色，就必然有特色的“节庆”，诸如名人节、旅游节、花卉节、果品节等，不胜枚举。有节庆必定有助庆的演出，于是花巨资请来大腕，笙歌燕舞之下，观者心满意足，但却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百姓对这种乐于搞形象工程的做法怨声载道。
据统计，2010年，中国演出市场的规模达到了历史性的108亿元。这108亿元中有多少是政府出资的?这不得而知，但此类演出费用都列在政府办节庆的预算之中，此笔花销当然也不在少数。2011年12月，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演出市场有关问题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音乐节等节庆类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运作与管理，明确规定“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不得主办或者承办节庆演出，不得直接参与投资节庆演出”。这一纸通知能否遏制地方政府办庆典搞演出的兴致，有待进一步观察。
而事实上，此前国家曾多次下发文件要求“政府或政府部门不得主办或者承办节庆演出”。
病症之四：副职如雪球般膨胀
政府机关中副职过多过滥，已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共识。有的部门，有的单位，副职多达几人甚至十几人，有的单位的党组成员，竟有七八人之多。因有一大伙人，以至于群众笑称：这哪里是党组，完全是党伙嘛。副职过多过滥，不仅影响机关效率，而且增加行政成本，浪费纳税人和社会的财富。
在百度中以“副职扎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的搜索结果让人眼花缭乱。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除了“一把手”，还有11个副主任、6个副巡视员、1名机关党委书记、2名担任下属中心主任的党组成员，网友发帖惊叹这1正20副的庞大领导机构。这还是2010年的“旧闻”，大部制改革已经三年了，副职超编现象依然严重。
2012年3月，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政府网3月9日发布的一条人事任免通知引起网友关注。通知上，10名公务员被任命为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或副局长，另4名被任命为该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此前，两局刚从新合并的市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离。这一拥有14名副局长的单位成为“佛山最牛的局”。
从网上公开的任免信息可以看到，在佛山市，其他区许多局都拥有十余个局领导。对此，佛山市编办的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实行大部制改革“过渡时期的产物”。
在基层，副职扎堆现象同样严重。一个县17名副县长、一个乡镇机关四五百人、一个镇领导50多人，类似报道并不鲜见。
早在2008年，财政部就曾表示，中央财政继续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撤并1个乡镇或区公所，奖励50万元;每个县(市、旗，不含市辖区)，比2006年减少财政供养人员1人奖励4000元，同时对人员增长超过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的县，超过部分按照每人扣减500元。
然而，中央财政设奖，并没有缓解县乡政府机构臃肿的现状。政府机构编制立法滞后，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局始终没有被打破，副职的半径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政府机构就像穿着厚重的棉衣一样，臃肿得行动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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